我似乎听见她“呀”地惊叫了一声，又似乎看见她用双臂护住胸前，目光里充满惊慌和羞怯。
“快出去！”她跺着脚，水从洗澡盆里溅出，溅了一地。
我似乎还有一点印象：她当时的样子有点儿像我小时候跟母亲发脾气。
而我已经完全吓傻了，竟然站在门口动也不动。
“快出去呀！”她使劲地连连跺脚，并把身体转过去，“快出去……”
我这才猛然醒来，像一名被追赶的逃犯，转身就跑。我也不知跑出了多远，最后跑到了一片寂无一人的草地上，浑身发软地扑到上面，久久地把脸埋在茂密、湿润的草丛里。
其实，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只觉得屋里闪着一团亮光。这种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又多次被唤醒过，那是在我有一次走进一座幽静的大山，看见绿阴*深处倾泻下来一道雪白的瀑布的时候；那是在我有一次去草原，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把一桶鲜洁的牛奶往一只更大的木桶里倾倒的时候；那是在我有一次去北方一座城市，看见一座少女形象的晶莹剔透的冰雕的时候……
天黑了，母亲在呼唤我回家。
我坐在荒野里，没有回应母亲。
一直捱到月亮爬上田野尽头的树梢，我才回家。
我不敢看白栅栏那边微黄的灯光。第二天上课，我一直不敢抬头看她。那天，她的课讲得似乎也有点儿乱，声音有点儿过于平静。在以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一见了她，总是低头贴着墙根溜，没有必要地把一块老大的空地让给她。我们的目光偶尔相遇时，她虽然还像以往一样微笑着，但脸上分明淡淡泛起羞涩的红晕。许多次，她力图要摆出她是我的老师的样子来，并且想使我相信，我在她心目中纯粹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是一个孩子。
打破这种僵局，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个吹笛人有一个星期不来了。我看出，她的眼睛里含着一种焦急，一种惶然和担忧。一天下午，她把我叫到她的宿舍，一把抓住我的手：“替我送封信给他，能吗？”
我点点头。
我拿了信就跑。我现在太乐意为她做事情了。我觉得现在为她做点儿事，绝对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我并为她给予我的信任而深深感动。我几乎是一口气跑完十里路，来到了镇上学校——他就在那里任教。然而，当我跨进校门，想到马上就要把她的信交到他手上时，刚才的兴致勃勃顿时消失了。
我没有把她的信送到——他已在三天前调离那所学校，回三百里外东海边他的老家去了。
我痛恨起他来，并在心里狠狠地骂他。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却又觉得自己走得很轻松，双脚极有弹性*，仿佛踩在了云彩上。我好几次从高高的大堤上冲下去，冲到大河边上玩水漂漂。记得有一个水漂，在水面上像一只调皮的小鸟欢跳了十八次……
七
后来，我从父母亲的谈话中得知：那个吹笛人要带她远走，而她却希望他调到我父亲的学校，他不干，丢下她，坚决地回到了他的母亲身边去了。
她还是认真地给我们讲课，微笑着，把日子一寸一寸地打发走。我十二岁那年，当栀子花开了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由于她精心的教育，全部考上了初中。当我们簇拥着她，把喜讯告诉她时，她转身哭了。
发榜后的第三天，我从外面玩儿回来，母亲对我说：“她要走了。”
“上哪儿？”
“海边。”
“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两天。”
我走了出去。
晚上，我收拾着一个行李。母亲问：“干什么？”
“二舅下芦荡割芦苇，我帮他看船去。”
“你不是已对二舅说不去了吗？”
“我去。”
“你这孩子，也没有个准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夹着小小的行李卷，望着白栅栏那边的屋子发一阵愣，跑到了二舅家。
当天，我们就开船，向二百里外的芦荡去了。
日夜兼程，两日后，我们的船已抵达芦荡。
密密匝匝的芦苇，像满地长出的一根根金条，一望无际。这里的水绿得发蓝，天空格外高阔。水泊里，我不时看到一种又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鸟。有的叫得非常好听。二舅去看芦苇，还发现一窝小鸟，给我带了回来。那鸟是绿色*的，十分可爱。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愉快地给二舅看船，帮他捆芦苇。
我在芦荡很有兴致地生活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却向二舅提出：“我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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