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既然这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它还是久远的吗？
这个曲曲折折的故事，我已经在上面复述给读者了。
写作很艰苦，这是因为吴克勤只为我提供了故事主干，很多细节都需要创造和补充。尽管这样，我从来没有厌烦，我并没有因为在复述一个别人讲过的故事而厌烦，我把它作为自己的创造，作为我的精神成长过程。我完成了这个过程。
在无数个静谧的夜晚，我生活在由石广胜、井云飞、石玉兰、石绍平、吴克勤参予和组成的世界之中。我在夕梦山林区观看日出日落，研究春天如何到来又如何远去；我在崤阳县城一开始是青石条后来变成水泥路面的大街上徜徉，看人群来来往往；我在靖州谛听南来北往的骆驼队的铃声，脚夫们出发前大声的喧嚷，集市上生意人的交谈；我在天龙寨和佃户们交谈，了解他们对东家井云飞的真实感受……那当然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正是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寻找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现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我在写小说，是小说在写我。这既是我创作的过程，也是我被创造的过程。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侵袭了北京，据说这是北京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同期最为寒冷的日子。当晨曦冲破严寒，努力把世界晕染成淡青色的时候，我为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我从座椅上站起来，伸展了一下四肢，走出家门。院子里高大的中国古槐叶片全部落光了，严寒驻足在树梢上，整个世界一片萧索。一只喜鹊站在古槐枝杈的顶端，好奇地看着我并且试探着打了一声招呼。因为下岗而无须上班的邻居们都还在酣睡，院子里异常安谧。我从许多人家的门前穿过，侧着身子绕过蜂窝煤和大白菜，推开院门，在停满了汽车的胡同里信步而行。
越来越多的高大建筑像某种侵略性生物一样越过二环路，向老城区蔓延过来，开始侵蚀我所在的这片早已经被法律确定为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区域。稍稍多走几步，我就来到了一片废墟之间，在闪闪发光的高楼下面，这条因为曾经居住过几位文化名人的著名胡同正在消失，大部分没有被拆毁的房屋也坍塌了屋檐，露出了腐朽的木椽，院子里一人多高的荒草在寒风中摇曳，粘附在上面的塑料袋像旗帜一样在飘舞，发出一种呜咽一般的鸣响。本地住户已经提前从尚没有被拆毁的房屋中消失了，这里变成了外地人的天下，这些外地人以我所无法了解的方式维持着生存，在废弃房屋中爱着，恨着，吵闹着，欢乐着，生养下一个又一个孩子，令人惊讶地在不断流徙中把孩子养大。在另一条同样残缺的胡同里，小贩们在民工住地和建筑工地之间铺排下各种摊档，蜂窝煤炉子上的铁锅炸出了颜色暗红的油条，笸箩里的棉被下面装着热气腾腾的馒头，旧衣服被胡乱堆在塑料布上……一棵被围挡起来的古树下面，摊放着等待出售的建筑工人使用的各种工具……肩膀上挎了工具袋的民工，有的在挑选御寒的衣物，有的围在油锅前吃油条，跟卖油条的妇女逗笑——这或许是他们漫长打工生涯中唯一接触女人的机会；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而头发发红的小伙子惺忪着，一边走路一边啃咬三四个连在一起的馒头；昨天晚上还很红火的卖花生米和啤酒的小吃店、供民工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的摆了十几部电话机的房间、只有招牌没有理发用具的发廊以及播放DVD影片的放映室，都拉起了窗帘，熄灭了电灯，显得异常安宁。一只肮脏的流浪猫急匆匆跑来，差一点和人相撞，急促地掉转方向，蹿到落满树叶的房顶上，惊魂未定地回味刚才遇到的惊险；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端着尿盆走出院门，先怨艾地看一眼满世界的民工，然后动作娴熟地把尿泼洒在路边的下水道里；卖菜的男人吃力地蹬着三轮车，想在早市上占个位置，他的女人和女儿坐在码摞得很高的油菜上打盹；一个专门欺负外地人的北京混混儿站在公厕门口，威胁里面的人说：“我他妈抽你丫的！”
等到我重新回到我居住的这条胡同，北京市民也开始活动了。一座被修葺一新的四合院，车库大门隆隆地打开，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男人开出一辆宝马汽车，无声地向胡同另一头驶去——这个掩藏在胡同深处的院落价值千万，据说修葺费用就达百万；被从居民大杂院里放出来的狗愉快地跑跳着，一边在汽车轮胎上撒尿一边回头看主人是不是也跟了过来；从一个破旧院落走出来一个身穿貂皮大衣的女人，表情尊贵地钻进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开出租汽车的师傅面对汽车上新增加的一长溜划痕，调动起能够想起来的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缺德的人；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把一捆关于预防禽流感的材料、标语抱了出来，准备给居民分发；为了躲避交通管制，深夜从城外赶来的农用三轮车，已经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干的夫妻俩脸上、手上涂满了煤灰，看上去就像非洲人，在被买蜂窝煤的人家召唤之前还有时间打开保温杯喝上几口热汤；穿着松松垮垮蓝色校服的中学生把手缩在长长的袖管里，在沉重的书包重压下，像老年人那样拖沓着脚步往学校走去……这绝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和以往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对于我却有着独特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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