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农历一九六九年七月初一）下午，我们四百多名代表聚集在县委大礼堂，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突然，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冲到台上来，趴在崤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陆嘉亭耳边低语了几句，陆嘉亭马上站起来打断了发言者，用高亢的嗓音吆喝着：“湎河发大水了！现在我们马上到水坝工地去抢险！马上就去！跑步出发！”
那个年代，权力对于社会的动员力量出奇的强大，陆嘉亭的话音未落，我们这些还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少男少女，就像遇到战争、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一样，怀着伟大的献身精神，以为祖国捐躯的信念和激情，冲出大礼堂，疯了一样向县城北部跑去。
我们已经知道，在距离县城两公里的湎河河道上，正在修筑一个拦河大坝。这是一项让全县人民深感自豪的工程，从插队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这个工程所鼓舞，它的成败似乎关乎我们未来的一切。
太阳高悬在瓦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流云，整个世界都处在明亮的安宁之中，唯一能够让人感觉不正常的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土腥味儿。但是，一旦出了县城北大门，当湎河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都被震骇了：这哪里是那个平静得不为人注意的河流？这分明是一条咆哮的巨龙！奔腾翻滚的浊浪像拥挤在一起的怪兽，以极快的速度沿着陡然变宽的河道往下游冲撞，山崖、土坡、树木、房屋，凡是它碰到的东西，都在一种不辨其貌的雄浑声响中被无情地吞噬，不留一点儿痕迹。
大坝工地上完全变成了战场。
民工们已经疯狂了，他们浑身一丝不挂——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一丝不挂——呐喊着，奔跑着，把能够抢到手的任何东西抱在怀里，扛在肩上，送到地势高的地方。他们身上涂满了泥浆，就像是一尊尊会活动的泥塑，xxxx和睾丸瑟缩在一起，看上去不过是挂在两腿之间的一个泥团。
就是对异性再没有了解的人也能够想象那个泥团是什么东西。
女知青们被吓呆了，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加入到那些裸体男人中间去。
只是零点几秒钟的迟疑，随后，她们就义无返顾地冲到那些人中间去了。泥浆和共同的奔跑很快使她们和他们融合成为一个没有区别的群体。
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那些同学也大致都是这个年龄。我想，所有出现在那个场合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看到、听到、闻到和从精神上感觉到的东西。
我相信，那种记忆将会伴随所有人的一生。
我记住它还不仅仅因为这些东西。
崤阳县革命委员会当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平房院，据说这个结构复杂的院落是崤阳历史上最大的地主陆子仪建造的，一九三一年闹红的时候被红军没收，一直作为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办公的地方。
也许因为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呆得太久，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尺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这个院落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它异常庞大，相对来说，自己异常渺小，说话的声音似乎也有了约束。那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必定有高音喇叭没时没晌地播放革命歌曲。所以我在会议报到处报到的时候，简直听不见大会工作人员的叮咛，不知道应当到哪里寻找住宿的地方。
这时候，一个动听的女声在我耳边响了起来：“男生在三区，我知道，我带你去。”
我抬起头——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和说话的这位女知青同时认出了对方。
“苏北！”
“郭焰！”
随着一声惊呼，我们不是靠得更近，反而都后退了一步，惊喜地互相看着，然后，我们又同时问对方：“你怎么会在这儿？！”
郭焰说：“走！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我们从报到处走出来，沿着一条窄窄的甬道往大院后面走。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插队了呢？我一直以为你去了内蒙古。”
“嗨！一言难尽。”郭焰说，“走吧，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
她大大方方帮助我拎起行李（顺便交代一下，那时候到县上开会都是自己带被褥）。我怎么好让她帮我拿行李？我硬从她手上把行李夺了过来。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丁字街一座小楼上当红卫兵广播员。这个广播站是北京著名的红卫兵组织西城纠察队专门为外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进行革命宣传设立的，广播毛主席最高指示、作为全国人民思想指导的报纸社论以及红卫兵报纸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和传单等等。我已经记不得当初是怎样当上这里的广播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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