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吹牛。
大毛说：这还值得我吹牛吗？我们北方就是这样的。我在来到你们湖北插队之前，就没有冻坏过手和脚。不信我可以带你到我们长春去看看。我们的大雪可以厚厚地覆盖整个城市，我们在玻璃窗里看雪景，漂亮极了。并且我们的夏天也没有湖北这么热。
大毛的话在我面前全都变幻成了童话般的形象。它们激起了我强烈的羡慕和嫉妒，还有更阴沉的一种内心隐痛。我生在湖北长在湖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湖北的气候如此恶劣。我在没有意识到它恶劣的感觉中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度过得坦然而自在。夏天有蒲扇与竹床，蚊虫与疟疾。冬天的早晨，洗脸的当然是结着冰的毛巾。寒夜里，奶奶会把那只把手上雕了花饰的紫铜烘炉塞进被窝。后来，妈妈从上海买回来了热水袋。下了农村之后，乡下的猫狗可以暖脚。每年的仲春时节，用生姜水泡洗冻疮的项目是我生活的必然内容之一，在暖融融金灿灿的阳光下伸出冻伤的手、脚和脸，鼻子充满了太阳的香气。这也就是在我的内心深处理解和崇拜太阳的理由之一。对太阳的理解和崇拜又是我把握其他很多事物的参照标准。举例说吧：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些歌在我二十岁之前，我一唱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激动落泪。
却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根本就不会生冻疮！
这是一种残酷的觉醒。我听见我的骨头在绽裂。在我二十岁的那年冬天，在洪湖县委招待所的食堂里，我忘了往口里扒饭。我用十分复杂的眼神望着大毛，悲愤而又忧伤地想，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大毛好像有点明白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就转换了话题。他转换话题之后说了一些什么，现在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大毛为了让我彻底地忘却根本就不应该记忆的记忆，他提议我们也去坡上骑自行车。他打赌说他肯定不会跌跤，因为他车技非凡。我说我才不会跌跋呢。我谈不上什么车技，但是我熟悉湖北的油凌和地形。打了赌之后，很快，大毛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辆自行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跌跤了。大毛仅仅是跌跤了而已。
我却扭伤了脚踝。大毛把我扶到县委招待所医务室，鼻尖上挂着清鼻涕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给我擦了一些松节油。我的脚踝在当天晚上肿得像发面馒头。大毛只好不停地为我用松节油按摩。我们开始担心明天招生学校会来接人。
大毛用知识面很宽的神态安慰我说：这种油凌的天气，路面根本不能行车。只有等油凌化了汽车才会来。到时候你的脚早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上午，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咯吱咯吱开进了县委招待所的院子。卡车的轮胎上挂着防滑铁链。
武汉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汉口同济医院出生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我的父亲正在省里开会。下午散了会之后，大雪已经封锁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水果湖附近的农民借了一头毛驴。他骑着毛驴从水果湖出发。由于崭新的长江大桥被各种停滞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就牵着毛驴坐轮渡过了江。然后又骑上毛驴穿过从前英国租界哥特风格的建筑，来到同济医院看我。仅仅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片断，我就对这个城市没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
大毛对武汉市的印象非常混乱，甚至有一点儿厌恶。他认为一个城市有三大城区，而且互相之间都隔着大江大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不方便哪！
我问：什么东西多不方便？
大毛想了想，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大毛总是弄不清楚汉口、武昌和汉阳的位置。他经常指鹿为马。人在汉阳，说这是武昌吧？人在汉口，说这是汉阳吧。同学们经常笑话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男人的自尊心就和小孩子一样，经常表现在很不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就是需要装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谁能够什么都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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