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武汉的气候是比较差。我也不否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离开武汉到更好的城市里去。但是我喜欢学医，喜欢我现在的学校，我不愿意挪窝。我心里觉得大毛有点爱说大话。我觉得爱说大话的人不深沉。我更喜欢深沉一些的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大毛说：一般说来，女孩子学医是比较好的。你当然可以还是考医学院。
我说：哪里的医学院不都是一样的课程吗？
我突然就厌倦了。这种车轱辘式的谈话一点没有新意。一点没有结果。我打了一个呵欠。
大毛说你是不是累了？我说是。大毛露出失望的样子。我们就不再谈话。毫无意趣地进到罗汉堂数了数罗汉。后来就坐公共汽车回校了。
我和大毛相处的时间不能算长，我们在一个奇冷的冬天相遇，春天开学的时候大毛迟到了一个多月，夏季他参加了高考，夏末他就走了。大毛是坐火车走的。有一大群同学去送他。我掺杂其中。奇怪的是黄凯旋也掺杂其中，他和大毛什么时候好了呢？
我还发现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青年，穿的是武钢的工装，与大毛粗鲁地亲热着，揪他的耳朵撸他的头发。
真正是班上的同学倒没有几个，大家也都比较斯文。
柳思思肯定是来了的。她大胆而敏捷地攀上火车的车厢，飞快地替大毛掸着卧铺上的灰尘。在火车开动的时候，柳思思挥动着手帕，大声叫道：写信来啊！
我混在大伙中间，看见火车无形地移动了，我才感到了一种失落的恐慌。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粗黑的大毛毛虫吗？它真的开动了吗？大毛这个人就这么经过了我的身边，一去千里再难回返吗？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下油凌的日子，但是也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都是那么轻保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劲的寒潮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我们需要很多的御寒服装。尤其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们狭小的家在迅速地肿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薄到厚的毛衣若干件。毛裤，棉毛裤，棉裤，棉袄，羽绒袄，各类背心若干件。棉大衣，呢子大衣，驼毛大衣以及后来的羽绒大衣若干件。每张床呢，下面的垫絮从三斤重的到八斤重的若干床，上面盖的被子从最薄的毛巾被到三斤至八斤的棉被若干床。进入九十年代，又增加了几件皮服，云丝被，水鸟被，电热毯等等御寒物品。在十二月到三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一家老小在家里都穿得像太空人那么厚重严实，直着胳膊走来走去。需要出门的时候，大家才精简一下，利索地出门。武汉的户外比户内要暖和得多，樟树的树叶永远是油绿的。也许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人们，所以没有任何决策性的人物作出在武汉安装暖气设备的决策。
我们家的所有衣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衣物。在春天的梅雨季节里，所有的衣物都会发霉，然后就得在夏季白亮的阳光下，翻晒洗烫所有的衣物。这是一项浩大而艰巨又琐碎的工程。我每年都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紧身背心，高高束起头发，以便更加麻利地进行工作。把全部的衣物晒透了，拍打干净了，晾凉了，分类整理好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还要在每个抽屉里写上标签。这是我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不写上标签的话，下一个冬天骤冷的时候，你就会急得乱翻一气。因为在这个冬天之后，我们将要使用其他三个季节的衣物，从春秋的春秋装到炎夏最单薄的丝绸衣裙，汗衫短裤和背心，还有竹床，凉席，凉水壶，电扇和扇子等等。现在，我使用电脑。我用电脑图表记录四季衣物的安放位置。我相信这是任何电脑软件专家都想象不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用途。我感谢电脑，它免除了我年复一年制作标签的索然寡味的体力劳动。
通过好几天的辛勤劳动，一切都好了，在下一个冬季里，家人随时都可以穿上干净的散发着太阳香气的冬装。好了！我要休息一天了。我扶着酸痛的腰眼，靠在阳台上远望长空，飞鸟在长空翱翔，它们带着我的眼睛优美地在云彩里滑动，什么都不要去想，真好！下午就可以静静地看书了。这样的时候看书，往往一看就看到心里去了。书也真好！或者，我也会去长江边，慢慢地散步，在江边的沙滩上坐着，听着江鸥跟在轮船后面馋嘴的尖叫，看着那光屁股的小男孩在沙滩上瞒跚学步。江水那微腥的气息沁人肺腑，滚滚的波涛可以拍打到你疲惫的灵魂深处。长江也真好！是不是只有这样，只有从最实在最与生存直接相连的最摆脱不了的辛勤劳动中直起腰来，一切的感觉才会加倍地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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