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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