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走回男厕所,抓过锨把儿,心里猛然豁开,似乎此刻才完全醒悟,她是在旁敲侧击,痛骂的并不是我。骂我批判我,用不上伪君子这个名词,对这个名词更敏感的人,应该是他——刘建国校长。我竟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好像我骂了我想骂的人一样解气,痛快。我的胳膊上陡然涨起力气来,戳得那装着屎尿的便池哐啷哐啷响……
大约过了十天,她又来了,故伎重演。这次她来时,我正在房子里躺着。她在门外叫我的名字,大喊大叫要我“接受批判”。我慌忙跑出来,又站到挂钟下的小花园旁边。她又把我狠狠地批判一番,痛骂一番,挖苦讽刺,比第一次更尖酸了。我低着头,听着她的连挖带损的话,心里舒服极了。
刘建国这回也不客气了:“你不能随便来批判人呀!要批也得通过组织……”
“我一看见这个虚伪的家伙,眼都黑了!连组织手续也忘了……对不起!”
她走了,没有去刘建国的房子办组织手续,也没有进我的房子,竟自走了。
她又来了两次。几乎所有教师都知道她的举动中的真实含义,刘建国也更是恼恨。这样下去,又怎么办呢?她第五次来的时候,我在房子里听见她的叫我的声音,便从后窗跳出去,逃走了。
她再没有来。
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投之以拒;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肯定了,总是强调我思想深处的东西,尚没有触动。我已经从记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检查中得出一个结论,真诚的检讨和应付差事的检讨得到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你真诚地批判自己,他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根子”;你应付差事地乱骂自己一通,他照样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我索性不再伤脑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对众人检讨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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