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钉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啷啷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捣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手：孩子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不干涉。
我和他走着，聊着，直到走到那幢工房跟前，秀花才看出我来了。她扔下铲煤的铁铲儿，拍打着围在腰间的围裙，一下子大呼小叫起来……
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陈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