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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