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六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
我取来衣裤，在门外的院子里摔打抖索，只怕衣缝里暗藏下一个贼兵，摔拍得衣衫僻啪乱响，才疑虑重重地穿到身上。我拉他快走，他已走到门外，又返身进去，从炕洞里拣出一块烧炕时未燃烧尽的黑棒，在墙上写道：
“还我血来！”
惠畅写罢，摔掉黑棒，吹灭了煤油灯，我们就走出街门了。其时，星斗满天，深秋的夜半时分，湿漉漉的夜气透着一阵阵寒意。
翻上干沟的顶端，远远可以眺见城市的灯火了。赶天明，可以步行到市区，倒是可以节约下二毛钱的车费，我们俩扯开步子，在乡村和城市的边沿上赶路。
我俩大步走着，心里反倒畅快，走夜路有其独特的韵味，心里一阵阵激动，像是乡村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婆老汉去朝拜古庙神寺，愈接近目的地，脚下劲头愈足了，心里凝结的信仰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
我拉着惠畅在剧院后排的连背椅上坐下来。舞台上吊垂着紫红色的帷幕，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沿。舞台上挂着一副《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会》的红色横标，可能前几天在这儿举办过朗诵会，横标尚未来得及卸掉。
我们步行六七十华里，几乎一宿未睡，现在坐在靠背木椅上，腿脚首先感觉舒服了，浑身尽管有一种紧巴巴的疲倦的感受，却仍然精神兴奋。剧场前头已经坐得黑压压一片，门里仍然涌进一伙伙青年男女，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从服饰和举止上判断，可以看出听讲者中有青年工人、教师和其他角色，惟独没有农民装束的人。只有我和惠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我和他都是家织粗布衫儿，头发上落一层黄色的尘上，这是在乡村土路上长途跋涉的结果。我们没有穿袜子，脚背也已被尘灰污脏了。我感到拘束，又感到孤独。过往的穿戴干净的青年男女，冷漠甚至鄙夷地瞅一眼我俩两边空着的座位，走开了，挤到干净人窝里去了。
我的心里聚着的劲头，渐渐撒漏了，简直悲凉起来了。老天爷！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赶来听文学讲座，可以断定尚不是全部爱好文学的人。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里坐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都在做着作家的美梦和进行着实际的努力，而终究能成为作家的，又有千分之几呢？那千分之几的幸运儿，绝对不会是我这个一身家织土布的乡下佬哇！我简直由自卑而愧悔了，真是，腰里揣着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包谷面饼子，居然跑了几十里路来听文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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