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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