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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