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度耶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耶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倒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我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
在爱我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叙述法与戏剧法。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有的擅长前者，如萨克莱Thackeray，有的擅长后者，如狄更斯。他觉得：何时叙述，何时戏剧化，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所谓戏剧化，就是制造场景，运用对话。我自己也发觉，一篇小说中，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小说技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在那段时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问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戡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吴汉魂，中国人，卅二岁，文学博士，一九六○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大学毕业——
吴汉魂参加完毕业典礼，回到公寓，心里颠来倒去的念着自己的履历。愈念，吴汉魂愈觉得迷惘。工作申请书上要他写自传，他起了这么一个头，再也接不下去了。吴汉魂扎实的瞅了一阵在打字机上搁了三四天的自传书，那廿来个黑字，突然蠢蠢移动起来，像堆黑蚁，在搬运虫尸，吴汉魂赶忙闭上眼睛，一阵冷汗，从他额上冒了出来。
吴汉魂来到美国六年，在芝大念了两年硕士，四年博士。最初几年，没有奖学金，吴汉魂在城中区南克拉克街一间廿层楼的老公寓租了一间地下室。这种地下室通常租给穷学生或者潦倒的单身汉住。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租钱只有普通住房三分之一。每天下午四时至七时，吴汉魂到街口一家叫王詹姆的中国洗衣店帮人送衣服，送一袋得两毛半，一天可得三块多。到了周末，吴汉魂就到城中南京饭店去洗碟子，一个钟点一块半，凑拢，勉强付清膳宿学杂费。因为工作紧凑，对于时间利用，吴汉魂已训练到分厘不差，七时到七时半吃晚饭，吴汉魂便开始伏案自修，一点。两点，三点一直念到深夜里去。
吴汉魂住的这问地下室，窗子正贴近人行道，窗口一半伸出道上。夏天傍晚，邻近的黑人及波多黎各人都拥到公寓外面的石阶上纳凉，半夜三更，有些还倚在石栏上，哼着梦呓似的小调。起初，吴汉魂听到窗外喧哗，总不免要分神，抬头看看，尘垢满布的玻璃窗上，时常人影憧憧。后来吴汉魂每逢看书，就抱着头，用手把耳朵塞住。听不见声音，他就觉得他那间地下室，与世隔离了一般。冬天好得多。大雪来临，人行道上积雪厚达一两尺，把他们的窗户，完全封盖起来。躲在大雪下面，吴汉魂像爱斯基摩人似的，很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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