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溜堤岸，往湖心弯了出去，堤端的灯塔，在夜雾里闪着淡蓝色的光辉。吴汉魂往堤端走去，展在他面前，是一片邃黑的湖水，迷迷漫漫，接上无边无涯的夜空。湖浪汹涌，扎实而沉重的轰打在堤岸上。黑暗又浓又厚，夜空伸下千千万万只粘软的触手，从四周抱卷过来，吴汉魂一步步向黑暗的粘网投身进去。空气又温又湿，蒙到脸上，有股水腥味，混着他衣襟上的酒气及萝娜留下的幽香，变成一股使人欲呕的恶臭。他的心一下一下剧烈的跳动起来，跟着湖浪，一阵紧似一阵的敲击着，他突然感到一阵黎明前惴惴不安的焦虑。他似乎听到黑夜的巨网，在大边发出了破晓的裂帛声，湖滨公园树林里成千成万的樫鸟，骤然间，不约而同爆出不耐烦的鼓噪。可是黑夜却像一个垂死的老人，两只枯瘦的手臂，贪婪的紧抱住大地的胸膛，不肯释放。
吴汉魂走到了灯塔下面，塔顶吐出一团团的蓝光，投射到无底无垠的密歇根湖中。吴汉魂觉得窝在他心中那股焦虑，像千万只蛾子在啃龁着他的肺腑，他脸上的冷汗，一滴一滴，流到他颈脖上，夜，太长了，每一分，每一秒，都长得令人心跳息喘。好像在这黎明前的片刻，时间突然僵凝，黑暗变成了永恒。
可是白昼终究会降临，于是他将失去一切黑暗的掩盖，再度赤裸的暴露在烈日下，暴露在人前，暴露在他自己的眼底。不能了，他心中叫道。他不要再见日光，不要再见人；不要再看自己。芝加哥巨灵似的大厦，红木兰蛇一般的舞者，萝娜背上的皱纹，他突然又好像看到他母亲的尸体，嘴角颤动得厉害，他似乎听到她在呼唤：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吴汉魂将头埋在臂弯里，两手推出去。他不要回去。他太疲倦了，他要找一个隐秘的所在，闭上眼睛，忘记过去、现在、将来，沉沉的睡下去。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廿层楼的大厦，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廿层公寓的地下室去。他不能忍受那股潮湿的霉气，他不能再回去与他那四个书架上那些腐尸幽灵为伍。六年来的求知狂热，像漏壶中的水，涓涓汩汩，到毕业这一天，流尽最后一滴。他一想起《莎士比亚》，他的胃就好像被挤了一下似的，直往上翻。他从前把莎氏四大悲剧从头到尾背诵入心，可是记在他脑中的只有麦克佩斯里的一句：
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
充满了声音与愤怒，
里面却是虚无一片。
芝加哥，芝加哥是个埃及的古墓，把几百万活人与死人都关闭在内，一同销蚀，一同腐烂。
“吴汉魂，中国人，卅二岁，文学博士，一九六○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大学毕业——”那几行自传又像咒符似的回到了吴汉魂的脑际，他心中不由自主的接了下去：
“一九六○年六月二日凌晨死于芝加哥，密歇根湖。”
一九六四年一月《现代文学》第十九期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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