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楚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练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达到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大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的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萧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像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萧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门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萧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仁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燕赵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萧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萧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乃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癫，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漠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呎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笑。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的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鋈瞬⒓缌⒃诩装迳希孔爬父耍搅嘶乖谙蛩惺帧Ｂ婪技性谥屑洌飞舷底乓豢榇蠛斓乃恐校鋈硕夹Φ媚前悴永茫秃孟窦永Ｄ嵫且槐倘缦吹睦犊绽铮瞧餮薜那镅粢话恪Ｈ欢迥辏耸兰溆指镁嗌俚牟咨１浠四兀课庹耦觳唤裥昶鹄矗а劭吹礁智偕夏且淮笈蹙栈ǎ逶谀侵惶液斓幕ㄆ坷铮厦嬗乃榛姑挥懈桑磺蚯虬椎媚前阆恃蓿前惴崾ⅰＮ庹耦煊檬洲垡晦鄯⑿耄蟾怕婪家彩且煌沸切前追⒘税桑课庹耦煊械汊耆黄鹄矗蝗挥窒氲侥歉鲋傧囊估铮婪嫉畔舭钜骨爸杏匙诺牟嘤袄础＝裢硭媸且婪己煤玫靥柑感模盎熬桑礁鋈嗽僦匚乱幌履鞘啪傻乃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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