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可是只有九十五天，国都就被北洋军阀迁到北京去了。要等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打回南京，才又还都。然而十年后，南京却惨遭日本人屠城，三十万军民肝脑涂地，于是南京又被敌伪统治了八年。抗战胜利，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再次还都，那真是一个举国欢腾的好日子。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时间不长，断断续续，前后不过十四年，但也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痕，紫金山上迤逦而下的中山陵，早已深深的刻在这个千年古都的舆图上，成为现代南京最伟岸的历史标志。还有，我看就是那些法国梧桐了。南京绿化，为人称道。其实通往中山陵那条道路上，两侧的梧桐在民国时代早已栽下，而今树已合抱，枝叶蔽天，搭成了一条数里相接的绿阴长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忧愁风雨，树犹如此。”
作为帝王之宅的文化古都而言，南京矜贵，北京霸气，南京含蓄，北京炫耀。而作为现代都市，南京也算是保存得比较完善的，人文与自然互不侵犯。
我是民国三十七年冬天离开南京的，在中山码头上的船，滚滚长江，一别就是三十九年。一九八七再回大陆，上海苏杭，访旧有之，更多的是赏心乐事。可是重返故都，心情不同，火车才一进站，眼底江山，已经感到满目凄凉起来。
找到了南京旧居，大悲巷雍园一号的房子依然无恙，连附近的巷陌、比邻的梅园新村也没多大的变动。雍园一号的新主人是一位“人大”委员，恐怕已近八十高龄了，老先生十分客气，请我进去用茶，还谈了一些民国时代的往事。陪同的人告诉我，那一带现在住的都是高干，梅园新村周恩来的旧居却改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特地去参观了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西部江东门是当年大屠杀的杀戮场之一。纪念馆是一九八五年兴建的，设计别出心裁，像一座巨大的石砌坟场，色调灰白，十分悲肃。陈列室的橱窗里枯骨满布，都是江东门“万人坑”挖掘出来受难者的遗骸。成千上百的骷髅头上还有弹痕累累，景象极其恐怖，每一个骷髅似乎都在无声呐喊，等待伸冤。如此铁证，日本政府竟仍然企图篡改历史。难道日本人至今还不明了，除非他们诚心忏悔，他们的民族灵魂，将永无得到洗涤救赎的一日。
经过旧日的国府路，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家机关外交部、经济部都给冠上了“人民”的头衔，连往日的总统府也驻进了人民政协，国民大会堂就当然换成了人民大会堂了，上面圆顶也早已插上了五星红旗。我进到大会堂里，拍下了一些照片。就在这个圆顶建筑物里，民国三十七年四月间，在遍地烽火中，第一届国大代表选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副总统来。当年的选举是如此的纷争扰攘，而终于导致了中枢无可弥补的分裂。而今大会堂中一片静悄，三千个座位都空在那里，一瞬间，历史竟走了天旋地转的三十九年。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随了父亲登紫金山谒中山陵，春回大地，江山如画。爬上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种顶礼膜拜的朝圣经验，即便是那样幼小的年纪，也还体验得到还都谒陵的庄严意义。三十九年后重登中山陵，又值暮春，那天细雨霏霏，天色阴霾，因为右足痛风，一颠一拐，真是举步维艰。蹭蹬到国父陵前，猛抬头，看到国父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一阵悲痛，再也按捺不住，流下了几十年海外飘零的游子泪。想想国父当年缔造民国的崇高理想，面对着眼前龙蟠虎踞一水中分的大好河山，怎不教人怆然而涕下。
然而阅尽兴亡的石头城仍旧矗立在那里，人世间数十年的风波转折，在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长河中，恐怕也不过是一个随生随灭的泡沫罢了。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那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迳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变色，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被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蹬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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