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是以英文写成，最先的读者当然是以西方人为主，而夏先生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世界，将中国小说经典搁置在世界文学的天平上，作一个横向的比较。因此，书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及实例。西方读者研究中国小说，文化隔阂难免，夏先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妥切比较，使西方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例如《西游记》，夏先生举班扬(JohnBun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msProgress)与之相较，这两部宗教寓言，彼此对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经，与基督教徒寻找天国便有了互相阐明的功效。当然，西方学者很早便对这几本中国小说产生兴趣，而且英、德等译文的全本及节本也早已流行，但一九六八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的确在汉学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引导更多西方读者进入中国古典小说丰富的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宏观上既纵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小说发展史，微观上又深入作品内涵，细细道出潜藏其中之微言大义，艺术巧思；横向更连结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以为借镜，互相观照，其架构博大，内容精深而自成体系，应该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本身也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classic)。一九八八年大陆版中译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译，德文版于一九八九年问世，主译者为艾克?熊菲德(EikeSchnfeld)。台湾版中译，何欣主译，亦即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
十四世纪由罗贯中编撰而成的《三国演义》之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头一宗盛事，这部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是我们的《伊利亚特》(Iliad)。但胡适对《三国演义》却颇有微辞，他在《三国演义序》中如此批评：“《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而夏志清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却相当高，而且他也不同意胡适以上的看法。他认为《三国》故事的长处恰恰在于罗贯中能够删除说书人加入的一些神怪离奇粗糙情节，尽量靠近《三国志》正史，而保持了《三国》叙事的简洁统一。罗贯中继承的，其实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三国演义》的真正源头是《史记》、《资治通鉴》。如果西方小说起源于史诗，那么中国人的小说则孕育于我们的史书了，中国人的悲剧感全在我们的历史里，天下分合之际，“浪花淘尽英雄”。
事实上罗贯中的创造力绝不像胡适所称那样“薄弱”，夏先生例举《三国演义》中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将官横槊赋诗的一场来说明罗贯中小说艺术之高超。这场宴会正史没有记载，可能是罗贯中凭藉说书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创造而成。曹操的名诗《短歌行》当然不一定完成于“赤壁之战”前夕，但却被罗贯中巧妙的运用到文中，大大的帮助了小说的情节气氛。曹操一代霸主顾盼自得的形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英雄渐老的苍凉，一怒而刺杀谏臣、酒醒后又悔恨不已的复杂性格，在短短几节中，写得大开大阖，跌宕有致。这一场气势非凡，情景交融，人物个性分明，戏剧张力十足，在在显示出罗贯中小说手法的杰出老到。
中国古典小说以刻画人物取胜，因此夏先生在诠释小说人物上，着墨颇多。尤其是刘备、关羽、张飞及诸葛亮之间君臣忠义、手足患难的错综复杂关系，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评论。《三国演义》的大架构是写天下大势，历史分合，但其中心主题却是中国儒家传统君臣之忠、手足之义的理想。我们看完《三国演义》不禁掩卷长叹，就是因为刘、关、张、诸葛武侯这一群孤臣孽子一心兴复汉室而终究功亏一篑的千古遗恨。其实罗贯中一开始第一回已经埋下蜀汉最后败亡的伏笔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背义忘恩，天下共戮”，最后刘备果然信守誓言，关羽大意失荆州，身亡敌营，促使刘备雪弟恨，竟不顾军师诸葛亮的力谏而伐东吴，打破了诸葛亮苦心孤诣的联吴抵魏大策略，终于招致蜀汉的覆灭。夏先生指出，伐东吴实是《三国演义》一书的大关键，这一章与首回桃园三结义遥相呼应，显示刘备“政治上的失败，正标榜他人格上的完整”。
刘备战败，驾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夏先生把整段引了下来细论，尤其是永安宫刘备托孤的一节，暗藏玄机，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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