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背！”
王雄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重重地喘着息，额头上的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滚下来，一双眼睛红得要喷火了似的。我突然发觉，原来王雄的样子竟走了形。他满脸的胡子植，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他的眼塘子整个都坑了下去，乌黑乌黑的，好像多少夜没睡过觉似的。我没有料到才是几天的工夫，王雄竟变得这般憔悴，这般暴戾起来。
出了事，好几天，舅妈都不肯相信，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像王雄那么个老实人，竟会干出那种事情。
“那个死鬼——”喜妹一提到王雄就捞起裙子掩面痛哭，一面抚着她的颈子，犹带余悸似的。
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喜妹的时候，以为她真的死了。她躺在园子里，昏迷在一丛杜鹃花的下面，她的衣裙撕得粉碎，上体全露了出来，两只Rx房上，斑斑累累，掐得一块一块的瘀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同一天，王雄便失了踪。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衣物，舅妈都叫我拿去分给了我们连上那些老士兵。在他箱子里，翻出了一大包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是那次他替丽儿串手钏子用剩的。
退役后，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到台北来找事，才又到舅妈家去。舅妈病了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舅妈说，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夜夜失眠。她挣扎着起来，紧紧地执着我的手，悄悄说道：
“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
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部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她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地荡漾着。
一个冬日的黄昏，南京东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的门口，有一位老妇人停了下来，她抬起头，觑起眼睛，望着李宅那两扇朱漆剥落，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桧木大门，出了半天的神。老妇人的背脊完全佝偻了，两片崚赠的肩胛，高高耸起，把她那颗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她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只剩下脑后挂着一撮斑白的发髻。老妇人的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粗绒线织成的宽松长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盖上来。她的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她的左手弯上，垂挂着一只黑布包袱。
李宅是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栋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李宅的房子已经十分破烂，屋顶上瓦片残缺，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乌铜门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李公馆”三个碑体字，清清楚楚地现在上面。老妇人伸出了她那只鸟爪般瘦棱的右手，在那两扇旧得开了裂的大门上，颤抖地摸索了片刻。她想去揿门上的电铃，但终于迟疑地缩了回来，抬起头，迷们地环视了一下，然后蹒跚地离开了李宅大门，绕到房子后门去。
“罗伯娘——”
老妇人伫立在李宅后门厨房的那扇窗户底下，试探着叫了一声，她听见厨房里有人放水的声音。那扇幽暗的窗户里，倏地便探出了一只头来。那也是一个老妪，一头蓬乱的白发，仍然丰盛得像只白麻织成的网子一般；她的面庞滚圆肥大，一脸的苍斑皱纹，重重叠叠，像只晒得干硬的袖子壳；两个眼袋子乌黑地浮肿起来，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细缝；一双肥大的耳朵挂了下来，耳垂上穿吊着一对磨得泛了红的金耳环子。
“二姊，是我——顺恩嫂。”顺恩嫂佝着背仰起面叫道，她的声音尖细颤抖。
“老天爷！”罗伯娘便在里面粗着喉咙喊了起来，她的嗓门洪大响亮。接着一阵登登脚步声，顺恩嫂便看见罗伯娘打开了后门，摇摇摆摆，向她迎了过来。罗伯娘的身躯有顺恩嫂一倍那么庞大，她穿了一件粗蓝布棉袄，胸前一个大肚子挺得像只簸箕，腰上系得一块围裙，差不多拖到了脚背上。她踏着八字脚，走一步，大肚子便颠几下，那块长围裙也跟着很有节奏地波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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