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来了。从天而降。事先连一点点的预兆都没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庄稼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没”了。人们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消息。哀乐响起来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个多么晴朗的日子，下午三点十五分，噩耗破空而来。王家庄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样，一下子陷入了悲痛。还有惊慌。会发生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把手上的活计放下了，不约而同，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人们聚集在这里，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弄出一点声音。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哭了，大伙儿都哭了。这是真心的悲痛，虽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生活在天安门，可他天天在王家庄，他的画像挂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钉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王家庄的每一个人都熟悉他父亲一样的目光，他的韭菜一样宽的双眼皮，他没有皱纹的额头，他下巴上的痣。他哪一天离开过王家庄?他哪一天离开过庄稼人?没有，从来没有。他是最亲最亲的人。吴蔓玲站在大队部的门口，望着大家，她的面颊上挂着泪水，有些失措，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候人群里突然有人哭出了声音，是一个年老的妇女，她抱着…棵树，大声说：“新米刚刚下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走了哇!”这句话揪人的心了，老大娘说出了广大贫下中
农的心里话。吴蔓玲被这句话感动了，“哇”的一声，扶在了门框上。
在悲痛的时刻王家庄的凝聚力体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动员，是悲痛将王家庄团结起来的。悲痛是有凝聚力的，王家庄一下子就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坚不可摧了。所有的人都站在一起，肩并着肩，人们在往前挪，在向吴蔓玲靠拢，虽然缓慢，却有了汹涌的势头。王家庄的社员体现出了高贵的自觉性，每个人都知道，这时候要集中起来，围绕在支部书记的周围。等真的靠在了一起，他们才发现，他们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团结，骨子里是害怕，人也警惕起来了。总觉得会有什么意外，或者更大的不测。意外其实也不可怕，可一旦发生了意外，谁来指挥自己呢?这是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过去一直是毛主席，主席走了，谁来呢?这个问题怕人了。但越是害怕就越不应该守株待兔，就越是应该主动出击，干点什么。轰轰烈烈地，去干点什么。既然悲痛已经化成了力量，还等什么?一定要先下手，先摧毁什么。人们还在往前挤，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风平浪静，广场上总体的态势是平静的，然而，骨子里悲壮了，洋溢着敢死的气概。现在，王家庄唯一缺少的就是方向，也就是命令。只要有了命令，刀山，火海，个个敢上，个个敢下。吴蔓玲再一次被感动了，她缓慢地举起胳膊，向下压了压，对大伙儿说：“大伙儿先回去，”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树梢上的高音喇叭，说：“我们要听它的。”大伙儿侧过脑袋，齐刷刷地望着高音喇叭。高音喇叭现在不再是喇叭，是铁的战旗。
别看高音喇叭整天挂在那儿，不显山不露水的，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它的绝对意义体现出来了。现在，它就是上级，它就是潜在的命令，它就是一切行动的指挥。为了保护高音喇叭的安全，吴曼玲提供了一个紧急方案，由吴蔓玲亲自挂帅的“特别行动队”就在当天晚上正式成立了。所谓的“特别行动队”，其实是由王家庄的全体社员组成的，四个生产队分成了四个组，王家庄立即变成了临时的、非正式的军队。这个军队实行包干制，每个生产队保护线路的一个段落，再把这个段落细分成若干的小段落，每个人一小块，这样，在高音喇叭的沿线上，真正做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壁垒森严了。王家庄完全军事化了，真的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
的那样，全民皆兵。军事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稳妥、最有力的办法。它是保障。眼下的吴蔓玲不仅是王家庄的村支书，同时也是王家庄的军事指挥官。
高音喇叭传来了上级的部署。依照上级的部署，王家庄在大队部设置了灵堂。王家庄的人全体发动起来了，写标语，扎纸花，做花圈。花圈沿着大队部的内侧摆了一圈又一圈，白花花的，中间夹杂着金箔和锡箔的光芒，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来就斑斓了，喧闹而又缤纷，把丧礼的气氛烘托出来了，是无限热烈的悲伤。高音喇叭里重复播送着北京的声音，还有哀乐。秋日里灿烂的阳光忧郁而又沉重。然而，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出现了，王瞎子，这个在地震的时候表现就不好的五保户，他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性还是暴露出来了，居然喝酒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点酒，喝得满面通红，一身的酒气。这个问题严重了，相当的严重。高音喇叭早就发出了通知，九月十五号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会，在此期间内，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上都不允许开展娱乐活动。你王瞎子是个什么东西?三天吃六顿，你快活的哪一顿?这样的时刻你怎么可以喝酒?当即被王家庄发现了，告发了，捆了起来，拉到了大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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