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身上的洁净癖性总是给人一种乖张而又古怪的感觉。
直到正午，父亲都穿着一身洁净的旧军服，坐在村中广场上那根老木头上。脚边是最后一条没被裁制成我的裤子的旧军被，一条军被结结实实方方正正地捆扎好了。
章明玉老师已抄好了我的作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张贴到学校的墙上。父亲过去把那张墨汁淋漓的大纸揭下来，在太阳下晾干，叠好，收进他小小的被盖卷里。父亲背起了被盖卷，准备自己去投案时，工作组到了。
父亲背起背包，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服，那情景并不像是生活失败要逃遁他乡，却像是在外功成归来一样。就在村中这个小小的、同时又显得空旷凄凉的广场上，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也包括父亲在内，都曾目睹过村里的年轻人当兵复员回来，他们都是一身这样的装束，神气活现。不多久，这些退伍军人给安置了工作，又以同样的装束离开村子，比如贫协主席长手保仑的儿子王成。王成是他在部队上自己改的名字。这次他作为公安方面的成员和工作组一道回来了。
“听说，”他轻描淡写地说，“这里出了一点事情，我们来过问一下。”
他们的到来几乎吸引了全村子的人。
广场上几乎有了一种节日的气氛，要是人们不因为期待一件突然的事情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而显得过于拘谨的话。
我还记住了，工作组所有人都穿着旧军服。
那时候的军服，尤其是旧军服已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父亲那身50年代的斜纹卡其军服引起了全体工作组成员的兴趣。他们的眼神是惊奇的、怜悯的，更像是想自己享有那旧军服。mpanel(1);
舅舅下山来了。他的脸色愤怒而又慷慨。他拨拉开人丛，也把张着肥厚嘴唇想对他说点什么的姨父拨拉开去，可他只在那根老木头前看到了我。
“他们带他进去了。”我说。
“是啊，他们把雍宗带进章老师的房子了。”
有少数几个人同声说道。
现在，一堵人墙静静地面对着广场对面的小学校。
小学校两头是教室，正中是老师的住房。每每来了工作组，议事都喜欢占用老师的房子，因为那里面有办公桌、椅子、水瓶，以及汉式的玻璃窗户，而且公家的人就是喜欢公家的房子。
人墙前面站着我和舅舅。
我们一点听不到屋里的声音。
人们无声无息地看到舅舅做出一副十分狰狞的样子走向那间房子。
头上一片晴朗无云的高远蓝天。
轻风徐徐，送来被烈日蒸烤出来的浓重的泥土的香气，又稠又腥的泥土香气。
现在，那个广场已经完全荒芜了。
鉴于色尔古村特别贫困的状况，政府有计划地安排了一部分住房迁移，顺河而下三百余里，到地形地貌几乎和这里相同的新地区重新开垦。那是解放前被一场瘟疫毁灭的村庄遗址。离开的大多是些在此地没有多少根基的外来户。1976年以后，留下的住房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新房都建到玛岗觉卡口子上的大河边上去了。在那里平坦的台地上开辟了新的耕地。大多数人家都有了汽车、拖拉机从事长途或短途运输。
木头、牛皮、羊毛以及各种药材都是大宗可供运输的货源。新色尔古村的房子大多都高大气派，但不像老色尔古村那样紧凑。三十来户人家的房子散布在大河两岸，保持着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成为村里家族与家族、家族内部彼此隔膜猜疑的物质表象。
母亲说，老色尔古村那么多破败的房子，原来因为人畜活动而踩得板结坚硬的土地长起了那么深的荒草：肥胖的荨麻，又壮又高的牛蒡，白天经过那里都有一种会遇到鬼魂的恐惧。
说到这些，母亲有一种解脱了梦魇的感觉。
我们家迁出的时间比较晚。
迁出来后，母亲说：“你阿爸的脾气也随和多了。”
我和母亲在家门前交谈时，远处的地边上，移动着父亲瘦小的身影，他在修补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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