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眼中的什么神情打动了父亲，他有些笨拙地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脑袋，但我缩缩颈子躲开了他的手。他的手徒然垂下时，伴随着一声低低的叹息。
关于那一年，我还记得什么呢？只记得那一年很快就是冬天了。中间的夏天与秋天都从记忆里消失了。这种消失不是消失，而是一切都无可记忆。这种记忆的终止是好几年的时间。寨子里的生活好像一天比一天轰轰烈烈，但我的心却一天天沉入了死寂的深渊。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离开村子上中学，只有三件事情，使一些时间能从记忆中复活过来。
一个是第二年的秋天，表姐结婚了。她是生下了孩子后才和寨子里一个年轻人结婚的。表姐亲手散发那些糖果。到我跟前，表姐亲吻了我的面颊，并在我耳边说：“弟弟，我爱你。”
旁边耳尖的人们便哄笑起来。问她：“像爱你怀里的孩子还是男人？”
表姐说：“就像爱我的亲生弟弟。”
舅母也上来亲吻她，说：“孩子，你心里的鬼祟消除了。”婚后不久，很久不唱歌的表姐又开始歌唱了。冬天太阳好的时候，妇女们聚集在广场中央，表姐拿出丰盈的Rx房，奶她第二个孩子，奶完之后，大家要她歌唱，她便开口歌唱。以前的很多歌那时工作组都不准唱了。表姐唱的都是工作组教的毛主席语录歌，但给她一唱，汉字的词便含混不清，铿锵的调子也舒缓悠长，大家也都当成民歌来听了。写到这里，我站起身来站在窗前吸一支香烟，窗外不是整个东京，我所见到的便是新大谷酒店一座林木森然的园子。黄昏就像降临一片森林一样，降临到这座园子四周的树木之上。有了阵风吹过，我的心，便像一株暮春里的樱花树一样，摇落飞坠着无数的花瓣。
一天表姐歌唱的时候，生产队的马车从公社回来。跟着穿旧军衣的工作组，一个穿着簇新军装的人从马车上跳下来。那是当上了解放军的贤巴。工作组对表姐的预言没有应验，但是，他们对贤巴的预言应验了。那个被工作组领着，因为穿了一身簇新衣服而有些拘谨，同时也十分神气的贤巴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工作组马上下达命令，和舅母一样处境的几位老人又在广场上生起了熊熊的篝火，只是今天他们不必再瑟缩着站在火光难以照见的角落听候训示了。给他们的命令的是“不要乱说乱动，回去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然后，举行了欢庆大会。贤巴站在火堆前，胸前扎着一大朵纸做的红花。同样的一朵红花也挂在了贤巴家低矮的门楣上。然后，工作组长当众用他把标语写满了整个寨子的毛笔蘸饱了墨汁，举在手上，看着人把一张红纸贴上了贤巴家的木门，然后，唰唰几笔，光荣军属几个大字便重重地落在了纸上。
贤巴参军了。但寨子里的大多数人依然觉得他不是一个好孩子。说他喜欢躲在人群里，转身便把听到的任何一点点事情报告给工作组。所以，这天众人散去时，会场四周的残雪上多了许多口痰的印迹，好像那一天特别多的人感到嗓子眼发堵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同龄人却十分羡慕他。他才比我大两岁，才15岁就参军了。这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在这个新的时代有了最光明的前途，以后，他再也不用回到这个村子里来了，即便他不再当兵，也会穿着旧军装，腰里掖一把红绸裹着的手枪，去别的寨子当工作组。甚至当上最威风的工作组长。
很多老人都说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因为我不跟人说话，特别是对长辈没有应有的礼貌。工作队的人也这么说我，他们希望寨子里写汉字最好的学生能跟他们更加亲近一些，但我不能。父亲悲戚地说：“叫人一声叔叔就这么困难吗？”但我一站到他们面前，便感到嗓子发紧发干，没有一点办法。小学校一年一度选拔少先队员的工作又开始了。我把作业做得比平常更干净漂亮，我天天留下来和值日生扫地，我甚至从家里偷了一毛钱，交给了老师。但是老师好像一切都没有看见。我们都十三四岁了，小学也快毕业了，但我还是没有戴上红领巾。而每年一度的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渴望。一天，老师终于注意到了我的渴望，他说：“你能把作文写得最好，你就不能跟人好好说几句话吗？”他还教了我一大堆话，然后领着我去见工作组的人。路上，我几次想开溜，但是那种进步的渴望还是压倒了内心的怯懦。终于走进了工作组居住的那座石头寨子。工作组长正在看手下人下棋，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还不时耸动一下肩膀，以防披在身上的外衣滑落。他的手下人每走一手棋，他便从鼻子里哼一声：“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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