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屋子中又响起了父亲的声音：“唉，谁能像嘎洛那样。我其实一半头人一半农民，我是说心头那种东西是这个意思。”确实，纵观嘎洛一生，我看到的不是种族的差别，而是一个农民所具有的本色，所有弱点与所有优点。不同的脸孔，被土气熏蒸，被烈日暴晒，最终都变为同样的色彩。
我又看见了嘎洛。
那时他稀疏的长须变得苍黄，鬓发已经斑白。严重的风湿病使他关节僵硬，膝头积水严重，每走一步都发出牲口蹄子踏进淤泥的那种咕咕的声响，形容得好听一点是泉水涌动一样的声响。就是这样，嘎洛也总是拄着一支山麻柳手杖，在晌午时分准时出现在地头。他就那样倚杖向人们注视。这是盛夏时节，女人们从齐腰深的庄稼中拔除燕麦和苦艾，男人们修理栅栏。轻风过处，麦浪在嘎洛面前汹涌。他的老婆和女儿都在拔草的女人中间。嘎洛站在地头，吸引着女人们怜悯的目光，并没有人产生被监督的感觉。午休时分，嘎洛和乡亲们坐在一起，膝头上放着蚂蟥，乌黑的淤血也像蚂蟥一样垂挂在他肿胀的膝头上。阳光照在他脸上，十分明朗，只有深陷的瞎眼中有一点阴影。
等他女儿上了大学，他就奇迹般地能下地干活了。女儿死后，他又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每天，家人在太阳起来后，把他弄到门口，他就在裤腰中翻捉虱子。光滑的门槛上印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绛措参军后，我怀着对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总之是我们家族最初积攒下钱财的那个人的盲目仇恨，走上了流浪的道路。仿佛他们真有不可胜数的罪恶，必须由我来苦赎。年事渐长，我开始不这么想了。我想念家人。一天黄昏，等我明白过来我的双脚早已把我移到了村口，机耕道上仍然没有机械的辙印。当初开路的那台推土机仍然停在路口，我看不见它当年的鲜红颜色，只听见一片片铁锈在黄昏中自行剥落，铮然有声。
一个军人穿着簇新的大衣，从推土机那边绕了过来，用老师们也说得拗口的叫做北京话的汉语问我：“请问这是通往色尔古村的路吗？”“是。”我说。
我还看见自己露出拇指的破烂靴子，而那张从立着的大衣领间露出的窄长的脸是绛措的脸。他回来休假了，听说他已当了班长。我看着他消失在暮色深处，又返身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后来绛措突然又退伍回乡，原因至今我也不得而知。
那年春天，我在一个伐木场参加了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举行的庆祝游行。
冬天，我在一个县城报栏里看到了恢复大中专考试的消息。
我赶回村里报名。那时绛措已经退伍了，我刚进村子就看见他穿着旧军装，背着他瘫倒的父亲钻出门洞。
我要他和我一起参加考试。
他说：“不，现在是你的天下了。”嘎洛也说：“不，我从来就是农民，祖祖辈辈，和你的根子不一样。”只是他的口气中没有儿子那样的怨恨。
这时，他还无顾忌地把一撮牛粪灰塞进了口中，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
不可理喻的是，嘎洛一瘫倒，地里的野草就变得疯狂了。秋天，人们等到温度适宜才下地挑拣麦穗，或者干脆就在太阳下慢慢消化一天的两顿饭食，眺望田野中翻飞的快乐雀鸟。
其间，民政部门曾再一次甄别嘎洛的身份，但仍然毫无结果。
他在民政局的档案中的首页上写着：佚名，佚名缘由不详，别名嘎洛，家住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色尔古村。此人为身份待鉴别的流落红军。
我在那里查阅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嘎洛已经死了。同时也希望，碰巧与这件事有关的人碰巧翻看了这篇小说，也不要停止调查工作，因为我盼望得知他的真正姓名，他的儿子绛措想找到父亲的老家以及老家的亲戚。
金风酣畅。
成熟的麦粒抖落在嘎洛脸上，胸脯上，他感到那是金色的蜂群向自己翔舞而来，射在身上的阳光像是这些亲爱的生灵尾部伸出的锋利的小针，使他麻木的肌肉恢复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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