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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