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地下，把长条的竹片穿到筐里去，做一只柄。做做，热起来了，脱下棉袄来堆在椅子上。
一个远房的堂兄弟，肩上担着十几根几丈长的颤巍巍地竹竿，从山下下来，走进院门，把竹竿掀在地下，豁啷啷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金根只顾编他的篮子，头也不抬。
月香走了出来，坐在檐下补缀他脱下的那件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着，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
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月香觉得腰里痒起来，掀起棉袄来看看，露出一大片黄白针色的肉。她搔了一会痒，把皮肤都抓红了，然后她突然疑心起来，又把金银那件棉袄摊开来，仔细看了看，什么都没有。于是她又把他的袖子掏出来，继续补缀。
金根做好了一只篮子的柄，把一只脚踏在篮子里，试着把那只柄往上提了提，很结实。谭老大两只手筒在袖子里，匆匆忙忙走过去，但是一看见那只新篮子，就停了下来，把一只脚踹进去，拎着柄试一试。试完了，一句话也不说，就又走了。别的本家兄弟叔伯在院子里经过，没有一个不停下来的，全都把脚踏在篮子里，试一试那只柄牢不牢，然后一语不发地走了。
月香在一张露天的板桌上摆下了碗筷。桌子正中放了一碗黑黝黝的咸菜，旁边一只高高的木桶盛着粥。阿招不知道怎么这样消息灵通，突然出现了，在桌子旁边转来转去。
“嗨，来吃饭啊!”金根愉快地向那孩子大声喊道，其实完全不必要，她早已等不及地把自己的一只凳子搬了来了。他第一筷就夹了些咸菜搁在发她碗里。
月香几乎碰到没碰那碱菜。仿佛一个女人总不应当馋嘴，人家要笑话的。但是金根吃完了一碗，别过身去盛粥的时候，她很快地夹了些菜，连夹了两筷。
一只黄狗钻到金根椅子底下寻找食物。一条蓬松的尾巴在金根背后摇摆着，就像是金根的尾巴一样。
谭大娘在旁边走过，特地探过头来看明白了他们吃些什么。然后一声不言语，走了。近来谭大娘和他们比较冷淡，因为她疑心金有嫂老是在背后对月香诉苦，说她的坏话，恨她唠叨，恨她整天找碴子磨人。金有嫂背后抱怨，当然也也实事。
白粉墙高处画着小小的几幅墨笔画。一幅扇面形的，画着一簇兰花；一幅六角形的，画着琴囊宝剑——都是些距离他们的生活很远的东西，和月亮一样远。最上面的一幅，作长方形，经过半世纪的风吹雨打，已经看不清楚了，如同早晨时候天边的微月。
金根先吃完，他掇转椅子，似乎是有意地，把背对着月香，佝偻着抽旱烟。 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石桩，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地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
“嗳，金有嫂，饭吃过没有?”
她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她应对失当。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体，“嗳!吃过了。”她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
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
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冈同志，”他说。“顾冈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
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冈招呼。顾冈有三十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哔叽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褶。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冈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冈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份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决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乡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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