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良不能不钦佩沁西亚，因而钦佩一切的女人。整个的结婚典礼中，只有沁西亚一个人是美丽的。她仿佛是下了决心，要为她自己制造一点美丽的回忆。她捧着白蜡烛，虔诚地低着头，脸的上半部在障纱的影子里，脸的下半部在烛火的影子里，摇摇的光与影中现出她那微茫苍白的笑。她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新嫁娘应有的神秘与尊严的空气，虽然神甫无精打彩，虽然香伙出奇的肮脏，虽然新郎不耐烦，虽然她的礼服是租来的或是借来的。她一辈子就只这么一天，总得有点值得一记的，留到老年时去追想。汝良一阵心酸，眼睛潮了。
礼仪完毕之后，男女老少一拥上前，挨次和新郎新娘接吻，然后就散了。只有少数的亲族被邀到他们家去参加茶会。
汝良远远地站着，怔了一会。他不能够吻她，握手也不行——他怕他会掉下泪来。他就这样溜走了。
两个月后，沁西亚打电话给他，托他替她找个小事，教英文，德文，俄文，或是打字，因为家里待着闷的慌。他知道她是钱不够用。
再隔了些时，他有个同学要补习英文，他打电话通知沁西亚，可是她病了，病的很厉害。
他踌躇了一天一夜，还是决定冒昧地上门去看她一次，明知道他们不会让一个生人进她的卧房去的，不过尽他这点心罢了。凑巧那天只有她妹妹丽蒂亚在家，一个散漫随便的姑娘，长得像跟她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就是发酵粉放多了，发得东倒西歪，不及她齐整。丽蒂亚领他到她房里去，道：“是伤寒症。医生昨天说难关已经过去了，险是险的。”
她床头的小橱上放着她和她丈夫的双人照。因为拍的是正面，看不出她丈夫那古典美的直鼻子。屋子里有俄国人的气味。沁西亚在枕上两眼似睁非睁蒙卑地看过来。对于世上一切的漠视使她的淡蓝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的。她闭上眼，偏过头去。她的下巴与颈项瘦到极点，像蜜枣吮得光剩下核，核上只沾着一点毛毛的肉衣子。可是她的侧影还在，没大改——汝良画得熟极而流的，从额角到下颔那条线。
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
（一九四四年一月）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是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他穿了一件蓝绸子夹袍，捧着一叠书，侧着身子坐着，头抵在玻璃窗上，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美。惟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地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他嘴里衔着一张桃红色的车票，人仿佛是盹着了。
车子突然停住了。他睁开眼一看，上来了一个同学，言教授的女儿言丹朱。他皱了一皱眉毛。他顶恨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因为车子轰隆轰隆开着，他实在没法听见他们说话。
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
言丹朱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路子，电烫的发梢不很鬈了，直直地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滚圆的脸，晒成了赤金色。眉眼浓秀，个子不高，可是很丰满。她一上车就向他笑着点了个头，向这边走了过来，在他身旁坐下，问道：“回家去么？”传庆凑到她跟前，方才听清楚了，答道：“嗳。”
卖票的过来要钱，传庆把手伸到袍子里去掏皮夹子，丹朱道：“我是月季票。”又道：“你这学期选了什么课？”传庆道：“跟从前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动。”丹朱笑道：“我爸爸教的文学史，你还念吗？”传庆点点头。丹朱笑道：“你知道么？我也选了这一课。”传庆诧异道：“你打算做你爸爸的学生？”丹朱扑嗤一笑道：“可不是！起先他不肯呢！他弄不惯有个女儿在那里随班听讲，他怕他会觉得窘。还有一层，他在家里跟我们玩笑惯了的，上了堂，也许我倚仗着是自己家里人，照常的问长问短，跟他唠叨。他又板不起脸来！结果我向他赌神罚咒说：上他的课，我无论有什么疑难的地方，绝对不开口。他这才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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