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要上学了，得交学费哩！”老五说，“我领着俩孙子，摘了点酸枣，蒸过，搓下皮，晒干了。儿子不来卖，媳妇更不来，嫌丢人现眼！我老了，脸皮厚了，不怕人笑话。”
黄建国听着，实在是找不出安慰老汉的一句话。
麻天寿却叫起来：“那怕啥？听说枣仁在广州是缺门货，出口哩！怎么样？生意发财吧？”
老五说：“爷孙俩忙了半月，到今日卖了不上十块钱。哪比得你卖油糕的手艺。”
“我捏面蛋儿算啥手艺，能挣几个钱嘛！”麻天寿说，“听说你南塬大队几个干部，雇汽车往青海贩苹果，来回一趟七八天，一人就抓得一千块！那叫啥挣头？老五，你也该入一股，何必摘酸枣子呢！”
“咱笨头笨脑……”老五笑了。
“你养上两头奶牛，也是好事。”麻天寿给老五热心地介绍起生财之道来，“俺村的麻天虎，养了两头奶牛，给一○二信箱的工人家属送牛奶，天天收入二十多块！”
“咱旱塬上，旱得草都干死了……”老汉摇头。
“那，你就只有摘酸枣了。”麻天寿佯装无奈地叹一口气。
黄建国听不下去麻天寿对一个穷困老人的耍笑，却又不知讲什么好。麻天寿却一侧脸，高声又拉起买卖来：“曹支书，这儿坐！”
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嗓门。黄建国讨厌听这个调门，又怕老五再次受到麻天寿的戏谑，就拉着老汉的胳膊，走出帐篷，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蹲了下来。
“老黄，听说你要走了？”
黄建国没有作声。自从他作了“瞎指挥”的检讨以后这段时间里，总有传说他将调走的嘈嘈议论。一个干部在某个地方混不下去了，群众就估计他快要调走了。
“好，走了好。”老五平和地说，“咱河东这条件，有啥办法？你在河东多年，费了心，出了力，也不顶啥。”
黄建国听着老汉很友好的送别词，心里反倒更灰了，老人对他连一丝留恋的意思也没有。
“队里情况怎样？”黄建国习惯地问。
“还是老样儿。”
“今年夏粮分得好不？”
“差。”
“秋田长得咋样？”
“不咋样。”
“大队干部是不是到青海贩苹果？”
刘老五闭了口，怕招惹是非的老好人啊，叹口气说：“队里没人管。有木匠手艺的人割家具卖。年轻人骑自行车贩菜卖瓜，生产没人管了……”
黄建国心里冒起一股怒气，这怎么行呢？瞬即想到自己将离任，又何必呢？
刘老五说：“人家河西这二年翻得快！俺小女儿今年结婚到河西姚村，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八，一个壮劳力一年能挣成千块。前几年，姚村跟咱南塬一样穷，三毛。听说人家把土地划给小组，分组包干，把懒人的屁股给缝了！队里办了砖厂、加工厂，还种药……政策是一样政策，咱河东咋不实行呢？”
黄建国能说什么呢？
“咱们要是能挣上一块钱的劳动日，保准没人出门。咱南塬队里养不住人喀！”
老五老汉没有任何贬低黄建国的企图。他是作为一个穷困无着者自然地、几乎是本能地表示着对于富足日子的羡慕罢了。愈是这样，才使他的父母官黄建国此刻失去心境的平衡了。
他没有勇气再问老五更多的事。短暂的沉默中，油糕客麻天寿的油腔滑调又响起来：
“老五，看看！人家河西曹村的支书和队长是啥派势？两人吃了三十个油糕，哈，拿油糕往饱里吃！”
黄建国侧过头朝桌子那边一瞧，哦，被麻天寿呼为支书和队长的食客，正是他在严副书记房里碰见的河西公社那两位来访者。他们面前放着一堆油糕，畅快地吃着，一派腰硬气粗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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