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老师都被划成“内部矛盾”，回到学校，又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小郑已经是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了。我和他，整天进出一个门，谁和谁从来不说一句话。
这天晚饭后，李老师走进我的宿舍，笑笑，一点也不难为情：“咱们谈谈心。”谈心本来是同志们一种自觉的交流感情的需要，那时却带有某些令我胆怕的味道，然而又不敢拒绝。不管这场谈心成功与否，我和李老师总算说话了。这对我来说，也觉得稍有宽释，毕竟是在一个办公室进出。
时过两天，李老师又约我到他屋子去坐坐，我去了。刚进门，屋里坐着一位陌生人。李老师介绍说：“我的大哥。”接着告诉我，他的大哥刚刚从县上调到这个公社来当书记了。
他的大哥很客气，早已站起，给我递上一支烟。我受宠若惊。那时节，我是自惭形秽的，能受到公社书记的这样客气的礼待，自先诚惶诚恐了。我坐下，对着他划着的打火机，点着烟，却不知说什么好。
李书记间我的家庭状况，儿女、妻子、父母，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我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回说清楚，而且一律都说成“可以凑合”，不需要麻烦打搅别人帮助解决什么困难。
“公社搞了一批机动粮，解决机关里一些同志家庭吃粮的困难，你晚上带一条口袋，到公社会计那儿去。”李书记说，“我给他招呼一声。”
“我家粮食够吃的。”我说，“感谢您关照。”
“我听他说你家吃粮很紧张。”李书记指着他弟弟李老师说，“我听他说你是个好人，你们关系不错，所以……不要客气。”
我不敢再拒绝了，这里头似乎牵扯到我和李老师刚刚经过谈心所取得的感情和关系上的初步弥合……
“要不是这样吧！”李书记站起来，“我给你们弄好，放在我的房子，你回家时从我那儿带走，免得在学校造成影响。”随之给他家老二说，“晚上你把口袋送到公社去。”
也许是李老师对于《藏舟》事件果然懊悔了，以此来补救他的良心？李老师去公社给他大哥送口袋去了，我坐在房子里，很不安静，左猜右想。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何以又要给我弄这些粮食，而且是公家牌价。当时的粮食，那是紧张而又紧张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必再计较了，作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不正常现象，予以忘却。
“嗒嗒嗒。”
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珍珠站在门口，正在月亮光里锁车子。
“我来请你给我出点主意。”珍珠一坐下，似乎很急，气也有点喘。
我给她倒下一杯开水，放在桌上。
她变了，几年不见，已经完全由一个小姑娘长成一位俊秀的大姑娘了。她似乎知道自己长得出众，所以更多一层拘谨，比唱《藏舟》时拘谨多了。
她的丰满的额头上扑散着刘海，两道黑黑的眉毛朝鼻梁上方挤来，眼里现出一丝焦灼的粉红丝膜。什么事难为她了呢？
“公社调来了一位李书记。老师，你认识他吗？”
“见过一面。”
她顿一顿，扬起头，像是下了决心：
“他托人给我提亲……”
“和谁？”我问。
“他儿子。”
“噢！”我问，“你没见过吗？”
“见了。”珍珠说，“是个跛子。”
“噢！”我一惊，又问，“人品怎样？”
“流里流气，都二十八了。”珍珠说，“那天，介绍人把他引到我屋，三句话没说完，就动手动脚……”
我的心失掉了平稳，砰砰跳了。可是，婚姻之事，我怎么说呢？想想，我忍住气说：“这是你的事，由你做主，自己做主吧。”暗示是很清楚的。
“我的主意没乱。”珍珠说，“我爸我妈都很害怕，要我答应这桩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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