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叙说着，似乎有点气，却不甚厉害，像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没有任何动气的必要了。我就信口说：“还好，没有出大的乱子。我还担心那人给你搜事整人呢！”
“我后来知道，他调到咱公社当书记，就是先前给儿子逼着订人家一个姑娘，在原先那个公社搞臭了，才调到我们公社来，在我这件婚事上，他不敢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
“唔。”我问，“你家里现在生活怎么样？农村政策宽了，好一些了吧？”
“生活好多了。”珍珠说，“我和鸿年包了五亩地，今年夏粮收了三千斤麦子，两年也吃不完。他在家种地，闲时养蜂养鸡，一年收入成千块。我跟上这些人搭班唱戏，一年也能挣成千块钱呢！”
“能挣这么多吗？”我暗暗一惊。
“能。一天一夜，给死人唱七八折戏，挣二三十块钱。一月至少有五六次，冬天丧事更多些，常是从这家唱毕，又赶到那家。”珍珠说，似乎很得意，“人说当吹鼓手丢人，我开头也觉得羞愧，时间长了，惯了。老师，你看，我弄这事丢人吗？”
我回答不了，勉强应付着笑笑。
“我才不管丢人不丢人，反正是凭出力唱戏挣钱。”她自己回答说，“我不偷不抢，不贪污不受贿，我比那些人光荣！现在，不比念书那阵儿了，要养娃娃，要过日子，要挣钱！”
我不想评论吹鼓手比贪污受贿到底光荣多少，却是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珍珠，已经不是在我当班主任时候的那个珍珠了。
星期六回到家中，刚落坐，母亲说：“你马罗儿叔不在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日夜里，还弄不清辰时卯时咽的气。”母亲叹了口气，“今日清早人才发觉。”
这也许不奇怪。一个老光棍儿，夜里独自一个人睡在窑里，死一百次，大约也不会被谁及时发现的。尽管这样想，我的心里仍然禁不住悲哀起来了。
“啥病也没添，昨日后晌还在村里转悠。这倒好，干干脆脆，免得受罪。”母亲这样说，言语中伴透着哀伤，“昨日后晌在街巷碰见我，还问你回家来没。回回碰见我，都要问你回没回来。我问他有没有啥事，要帮忙，他都说没有，只是想……问问。”
他其实并不要我帮他办什么事，却总要问我回家来没有！我的心倒不是滋味了……
我记起了和马罗大叔共进的一顿晚餐！
那一年，我怀着一股疯狂般强烈的追求，企图闯进某所有名望的大学的神圣的殿堂，结果呢？却不得不蜷缩在夏季闷热窒息而冬天四处透风的祖传的又矮又破的小屋里。一盏必须放在眼下才能辨清字迹的煤油灯，常常烧焦我那像马的鬃毛一样贼密的头发，火苗上卷着的黑烟熏得我总想作呕，为了省油，也为了节粮，庄稼人在天色刚一落黑就上炕躺下了。他们几乎本能地懂得减少活动量以降低能量消耗的科学道理，不到左邻右舍去串门，也不坐在街门外首的树荫下扯闲，全都静静地躺在炕上了。这个时候，文明而又先进的城市正在推行“劳逸结合”的临时性科学措施，机关缩短办公时间，学校取消体育课和晚修自习……庄稼人不用任何人号召，全都自觉地“劳逸结合”了。
我没有瞌睡，无法忍受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躺在土炕上的慌惑和寂寞。煤油灯盏昏黄的光焰里，顿河草原壮丽的景致在我眼前展开，葛利高里矫悍的身影驰骋而过……当我感到眼睛发花、发黑、脖颈困倦，难以再翻过一页的时候，眼前就只有母亲装馍馍的那只竹笼了。
是的，那只竹笼，是用竹蔑编的，从我有记忆开始，就记得从屋梁上垂下的铁钩上吊着这只扁圆的竹蔑编织的笼子。一年四季，这笼里都装着取之不尽，摸之不竭的馍馍，陈馍不等吃完，母亲又装进新蒸下的了。当然，一年中的近十个月里，这笼里总是装着黄色或白色的包谷面馍馍，只有在年下节下和收麦碾场的时月，这笼子里才会装满纯净的麦子面馍馍。现在，那笼子里空了，顿年顿月地空荡荡地挂在那只铁钩上，悬在一家人的头顶。空着的竹笼子总是诱惑起我对香甜的馍馍的无限深情。空的！我真不明白母亲为啥总不把它摘掉，令人在半夜里想到它时，却是空的，多么沮丧！可反来一想，即使母亲把它摘掉了，扔到看不到的什么角落里去，甚或砸了烧了，此刻仍然会想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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