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娘生下姐妹五个，没有男孩。大姐三姐相继出嫁。二姐跟了表叔，她便成了家中的支柱和“总理”。油盐烧柴，碾米磨面，衣服鞋袜，都是她操心安置，19岁的云英，严然成了当家人。她非常能干，她一暴十寒地念完五年级。报纸上的字能隔三间五的读下来。拿起笔，也能咯里咯答地写封信。她已被全家和街坊公认为聪明人，又是全家颇为尊重的精明能干的大管家。
窗纸发白，云英娘停止了呼噜。翻个身，醒了。云英在被窝里忙趴起来：“娘、醒了?天明了咱得买盐。盐罐光了，姐姐回来，吃不上好的，可不能吃淡的呀。”
她娘迷迷登登地说，“没盐了，就去买。”
“没钱了。”
“去北院大娘家借。”
“借?我不去。你吃药借人家的钱还没还，又借人家的?谁愿豁着脸皮开口!”
“这可怎么办?咱过得这是啥日子呀!你想想办法吧。”
云英的脑袋飞快的思索着。她和娘纺的线早卖完了，土布也没有了。什么东西可变钱呢?她终于想出了办法。瓦罐里还有三个鸡蛋。可是太少了。到供销社去卖惹人笑话。若是家里的两只鸡能再下两个就好了。五只蛋能卖四角钱，可买二斤多盐。她把这个重大计划告诉给娘。
云英娘听到能筹措四角钱，不由得一阵高兴。她从心眼里感谢两只母鸡。这两只母鸡是她家财神奶奶，是他家的“银行” 。油、盐、火柴等花项要全从鸡肚里产生。
去年开春，云英娘一连纺了十个夜晚棉线，熬红了两眼，赚了一元多钱，买了四只小鸡儿。小家伙毛绒绒的像绣球，唧唧娇叫，真逗人喜爱。她喂养它们真比当年喂养自己的五个女儿还尽心。怕猫叼，又怕老鼠咬。怕它们受凉，又怕它们挨饿。每喂饱它们，她小心翼翼把它们装进铺着暄腾腾的棉花的席篓里，稳稳当当吊在半空。猫儿够不着，小孩摸不着。夜间天冷，便把席篓放在暖煦煦的炕头上。每天喂八次。她把硬梆梆的红薯高梁面窝窝头，嚼碎嚼热，放在纸上。那四个小东西低着头，挓着翅，突突点点，争先恐后啄个不停。一边吃着，还唧唧唧埋怨伙伴不忍让，你抢我的，我夺你的。吃饱了，喝足了，快乐地扇动两叶小翅膀，一蹦三跳，撒起欢儿来。云英娘看着它们天真可爱的样子，比当年看到她那“五朵金花”蹒跚学步还高兴。
小鸡渐渐长大，小翅膀，小尾巴冒出了翎。有一天，老主人撒开它们在屋地上跑着玩。她去厕所解手，刚蹲下便听到小鸡吱吱惊叫。不好!她手提裤子往屋跑，哟!一支大老鼠叼着一只小鸡往屋角拉。她像看到老狼咬她的孩子，勃然大怒。一步蹿过去，啪一脚，贼老鼠跑得快一头钻进鼠洞里。可怜那白绒球般的小鸡，直挺挺躺在地上，让她心疼了好几天。
三个月过去了。三个小鸡性别也判然分明。待遇也完全两样。“女”的可以吃饱，“男”的只能旁观。
老主人开始吝啬。她不给它们嚼窝窝头了。
每天只给一碗水和两把糠。原来老主人也和它们抢食吃。竟然把糠掺到粮食里一起磨面吃掉。
那只倒霉的小公鸡三天没吃到东西，饿得两眼发黑。老主人赐给刚坐月子的“功臣”半碗糠。小公鸡看到“佳肴” ，冒着小棍嗖嗖的挥舞，毅然决然冲上去。不幸还没啄上几口，“叭!小棍重重地落在它头上。噗啦啦，脑袋上流出一洼血，它死了。
老主人并没有老鼠咬“白绒球”那种伤痛，而是麻利地褪毛、开膛、锅煮。没等肉熟透，一家人像一群狼，你撕他拽，刹时入肚。
从此，剩下两只小“寡妇”，冷冷清清，相依为命。由于营养不良，那只瘦骨伶仃、走路摇摇晃晃的小黑鸡，直到现在还断经未孕。幸亏那圆滚滚的黄麻鸡，为全家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勋。它每两天下一个蛋，有时努努力，三天下两个。所以它的地位比人还高。它的贡献足足抵得住一个壮劳力。它每年能产二百个蛋，每只蛋八分钱，共计十六元。一个壮劳力每年才挣二百个工分。每个工六分钱，一年黑汗白流才挣十二元，每个壮汉子比这只母鸡少挣四元钱。
所以，鸡有权力蔑视人的劳动价值。
天，渐渐亮了。屋内一切器物的轮廓渐渐清晰。那张拐腿桌子，是云英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上口有个豁子的大水瓮，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产品。墙如墨刷、屋顶油黑的这座土坯房，谁也考查不清它的历史多么悠久。报纸糊的窗户又小又暗。两把官椅，不知何时失去了椅圈和椅把，顽强不屈地缵续着它的光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