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楼兰为例，国土面积不大，甚至还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
鼎盛时期，国内人口尚不到两万，能战之兵不到三千。这样的国力，在西域各国中已经是数一数二。
无论汉朝还是匈奴，只要愿意，派出一支骑兵就能灭国。
先前楼兰依附匈奴，全因茏城势大，为了自保，不得不匍匐在地。如今风水轮流转，汉朝明显要压过匈奴，以楼兰王的精明，自是要重新考量，才能让国家继续存在，国民继续生存。
匈奴人只懂得掠夺，对仆属国苛以重税。尤其是最近几年，近乎年年加税，让还算富足的西域各国苦不堪言。
相比之下，汉朝的政策开明得多。
随着汉军不断南征北战，汉朝的实力不断壮大，行走西域的汉商越来越多。一些大的商队最远可达月氏、乌孙乃至安息。
商队满载珍奇货物，更有强悍的勇士护卫。沿途匪盗不敢打劫，小股的游骑都要避开锋芒。
西域番邦的国王大臣打仗不行，治政能力一般，眼光却极是毒辣。随着商队往来增多，不少都看出其中“猫腻”。
然而，生存在两尊庞然大物之间，不想因一时疏忽被碾死，国王和大臣们秉持着“多说多错，少说少错，糊涂能活”的原则，不约而同做起了锯嘴葫芦。
在他们看来，依附强者天经地义。
之前匈奴强盛，他们就臣服匈奴;如今汉朝势大，他们就想方设法打探消息，继而扑上去抱大腿。即使之前没有类似的念头，等到使臣归来，了解长安的情况，联系汉匈目前的军势对比，人心也不免思动。
最重要的是，这些使臣在长安停留日久，匈奴想不多想都不可能。
按照匈奴往日作风，就该将这些胆大包天的“奴隶”全部斩杀，给胆敢生出二心的西域各国一个警告。
奈何使臣铁了心，匈奴不走就不回国，直接和对方耗上。兼茏城传来消息，有汉朝斥候频繁出没，恐有大战征兆，停留在外的骑兵接连被召回，以防不测。
如果大战开启，西域的粮草就变得极为重要，自是要给对方几分面子，举起的屠刀也只能暂时放下。
匈奴何曾如此憋气?
从何时开始，雄霸草原的匈奴变得如此谨慎，发现汉军斥候，不是冲上去杀死，而是收缩兵力，变得小心翼翼?
只能说造化弄人。
从冒顿、老上再到军臣，匈奴的荣光不复当年。草原频发瘟疫，本部又遭遇大败。如果有充足时间，将各部迁往草原深处，蛰伏数年，或许能恢复七八分。
可惜的是，汉朝不会给对手这个机会。
趁你病要你命，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才是长安对外的最高准则。
在西域使臣陆续归国，争相劝说国王赶紧改换门庭，做汉天子腿上挂件时，汉朝斥候频繁出没草原，匈奴本部开始收缩兵力，并抓紧派出探子，试图刺探边郡，查明汉朝究竟是虚晃一招，还是真打算大规模出兵。
重病中的军臣单于十分清楚，如果汉朝真要挥师北上，这场仗怕是不好打。
长安城内，刘彻连续数日召重臣入宣室，指着悬于墙上的地图，简单明了一句话：朕要灭匈奴!
卫绾和窦婴表示臣没意见，直不疑、王恢和韩安国也举双手赞同。
匈奴是汉朝的心腹大患，早灭早好。
最好将茏城清理干净，一个匈奴不留，那才是皆大欢喜。
只是打归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派出多少军队，调遣哪路大军，粮草如何统筹，以及由何人为统帅，都要仔细考量，从长计议。
毕竟匈奴不比百越。
越人多是仗恃天险，只要克服瘴气毒虫，打下来不成问题。之前南征连下闽越、南越，足以证明这点。
匈奴则是汉朝的老对手，白登之围后，汉朝对上匈奴，多数时间采取守势。直到武帝登基，才开始转守为攻，大规模挺进草原。
之前固然有几场胜利，事后统计战果，是大胜亦是惨胜。
最为提振士气的马邑之战，在包围圈张开之后，同样要用人命去堆。
匈奴的战斗力绝对不弱，尤其是隶属军臣单于和王庭四角的本部军队，更是精锐。和这样的军队作战，必须做好九死一生乃至拼人头的准备。像攻打闽越和南越那样，战损达到一比十甚至一比二十，纯属于天方夜谭。
汉朝的官不分文武，能位列长安朝堂，不论性情为人如何，也不管是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大部分都点亮过作战技能，对兵法有一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