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历史，都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偶然的错误；老迈的统治阶级无力维持局面，新生的力量还太过弱小；于是历史交棒的空白期居然被盘踞于腐朽躯体上的寄生虫所趁，给所有人都搞出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大活。
与这种大活相比，就算是复辟汉朝、光复旧制，按照东西两汉的体系再勉强混上几百年，那都能算是侥幸之至，有绝对先进性的伟大创举了。更不用说诸葛氏在制度上的创新还极有可法，混得好了整出个新体系也未有可知。所以穆祺全力支持北伐，也并不只是为了一点历史情怀，而是为了更深沉的考虑——汉室当然可以灭亡，但总该拖到新制度和新力量成熟之后再灭亡；否则平白让一群废物寄生虫摘了果子，那该有多么的可惜！
穆祺寥寥数语答完，随后紧盯着司马仲达的眼睛，预备着此人稍有疑问，便强力回击，比如科普科普西晋东晋历代皇帝的妙妙决策，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疯癫错乱不可理喻，什么叫正格的“天命已失”、“天厌之”——说真的，后世司马家的皇帝自己看了现状，都觉得自己家的政权肯定要完犊子，这就叫有口皆碑、丝毫不容狡辩的“天厌之”，保管司马仲达一句话也回不上来。
可是，司马仲达默然片刻，却忽的问了一句：
“所以，历史是可以改变的？”
穆祺愣了一愣：
“某种意义上讲，当然也是可以改变的。”
“既然可以改变，那尊驾的作为，就委实不可理喻了。”司马仲达低声道：“尊驾因为后世的举止，剥夺司马氏的天命，转而给予诸葛氏。但时日长久，诸葛氏就真能无愧于这个天命么？”
“那就用不着——”
说到此处，穆祺忽的停了一停。他后知后觉，猛然意识到了某个关键：
“——卧槽，原来司马先生是想玩共沉沦的话术呀！”
不错，这句阴阳怪气的的问话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题眼有且仅有“天命”二字。在古代的语境中，“天命”是“皇权”的同义词；司马氏篡夺了皇权当然也就篡夺了天命；而仲达话里话外，一定要将武侯与“天命”捆绑，实际上就是在传达一个阴狠的、恶毒的、难以解释的揣测：
——怎么，诸葛村夫的儿子就不会篡位了？
忠诚？高洁？端方？在对着洛水放屁之前，司马氏一族规行矩步，廉正端直的声名也未必就比诸葛武侯差到哪里去；如果死的时间早上那么五六年，多半也是可以流芳千古的正面人物。只不过风云际会，时运凑巧，历史恰恰就出了那么一个可以把名声变现的窗口，于是司马仲达毫不犹豫，一把梭哈，才撕下了几十年的老脸不要，让世人看清了那张隐伏大半辈子的真面目。
这样的长袖善舞，极限反转，足可见司马仲达操弄人心的功力；而正因为有此功力，他的疑问才格外诛心：
你要把天命从司马氏手中夺走，交到诸葛武侯手上；那你又怎么保证诸葛氏不是另一个隐藏得深、隐藏得更好，恰恰早死了那么五六年的司马懿呢？
你说以历史为证？可先前穆某人自己不是就承认过，历史本身就是可以变动的么？可以变动的历史，如何能作为人品的铁证？
只能说司马懿就是司马懿，即使在如此被围攻、被算计、被揭穿一切老底，道德资本与名位威望荡然无余的绝境下，他依然能抓住机会挑拨离间，在无声无息中埋下一枚隐秘恶毒、难以拔除的猜忌的种子，不但于声色从容中暗算了老对手一把，更等于为自己做了狡诈的诡辩：“诸葛亮的儿子也可能篡位”——“我只不过是犯了诸葛亮也可能犯的错”——“我与诸葛亮其实相差无几”——“你怎么能惩罚与诸葛亮相差无几的我”？
逻辑凛然，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条条是道；要是对手硬碰硬地和他对喷下去，搞不好还真会被这句话里预设的逻辑陷阱套住，一路滑坡滑到完全不可理解的领域。所以穆祺默然片刻，不能不真心实意地感叹：
“司马先生真是太厉害了。”
寥寥几句就能颠倒黑白到这个地步，确实是厉害极了。不过——
“无论司马先生如何舌绽莲花，我当然还是相信诸葛丞相。”
司马懿不动声色：“为什么？”
“因为诡辩没有价值。”穆祺平静道：“虽然白乐天确实说过‘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但天下的事情，总是彼此联络的，从来没有哪件大事，会是突然发生、绝无预兆。就譬如篡位这件事情。《晋书》中说，司马先生的长子司马师久养死士三千，一朝而集，众莫能知，这就是——”
“这就是妄言。”司马仲达立刻打断，报以冷笑：“后世如何，老夫不得而知；但此时此地，老夫哪里来的死士三千？”
说出这句话时，司马仲达心中非常之笃定。他相当清楚，晋书的记载多半无误，自己的长子也真干得出来豢养死士的勾当；但现在——至少现在，司马家的胆子还绝没有那么大，绝没有什么养死士的动静。——你说未来可能会养？未来是未来，现在是现在；考虑到历史已经可以改变，我还说未来诸葛亮的儿子也要养死士呢！
只要锁死了诸葛亮共沉沦，就可以将这个逻辑陷阱源源不断地布设下去，永无休止之日——司马仲达对此有绝对的信心。
但是，穆祺只是微微一笑。
“我不关心死士。”他轻声道：“我只关心一点，司马先生，养三千死士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司马先生忽然闭上了嘴，再也不说话了。
“阴养死士三千”，听起来又神秘，又炫酷，简直充满了古早权谋小说那种架空的美；但稍微接触一点实务的人都该明白，这样能改变局势的绝招是不可能凭空放得出来的；司马师又不是什么极品魅魔，跑到洛阳城郊卖卖钩子就能拉到一堆舔狗；他要养好几千精锐士卒、忠心死士，那一桩哪一件，不得是金山银山，泼天钱粮？
河内司马氏当然是名门，但自司马仲达以前，最显赫的官职也不过一个二千石而已，想来是积累不下如此匪夷所思的财富；司马家真正飞黄腾达，聚敛无数，必定是在司马仲达历任三公、手握重权、可以宰衡朝政之后。而这样惊人的聚敛速度，又必然大大逾越了正当的法度——废话，什么正常的赚钱办法，能够十几年赚个金山银山？
当然，对于三公级别的重臣来说，朝廷法度多半就是你法我笑；但无论如何，司马懿私下里逾越法度，近乎贪婪地扩充财力，那必然就是别有盘算，且谋算阴森诡秘，绝不可示人。
所以说，高平陵之变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偶然么？从前后时机判断，或许如此；但在等候时运以前，司马氏已经暗自筹备，为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做了足够的人力与物力准备，而这些浩大的人力物力，来源可都绝不那么正当——三马食槽，三马食槽，司马家到底挖了国家多少墙角，才凑出了这么一副逆天改命的资本？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但天下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就算司马懿早死了五六年，一不小心当真做了大魏的忠臣，他之前那些猛挖墙脚、损公肥私、拼命聚敛的操作，司马家十数年家疯狂增长的巨额财富，也是决计瞒不了人的。就算死者为大真的遮掩了过去，有识者也必定能从财富的轨迹中闻出一点气味——这位端正高洁、天下之望的老臣，私底下绝不是什么善茬。
而相反，真正被历史严酷考验过的顶尖人物，那是每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打量的。诸葛武侯名垂千古，靠的可不是什么死得早两年——这么多年来粉黑大战无穷，该扒的早就扒了个精光，但哪怕是最丧心病狂的黑子，扒来扒去，也从没有污蔑过武侯儿子要篡位——为什么？
“与司马先生不同。”穆祺轻声道：“我亲自去看过，诸葛武侯名下所有的财产，不过桑800棵，薄田十五顷，衣食住行，都是官中供给，没有一点藏私的余地——这样的财产，可是供不起死士三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