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穆祺显然有备而来。他伸手一扯，第一张白纸刷一声落下，露出第二页的四个大字：
【形而上学】
“如果是宋朝之后的儒学，那其实体系已经非常完备，辨经很难有胜算。”他从容道：“不过还好，现在是儒学的草创阶段，而正因为一切草创，积累不多，所以才会有它最严重的疏漏，辩论中决计无法逃避的要害——现在的儒学，在形而上的抽象思考上，实在太薄弱了。”
皇帝皱了皱眉，脸上渐渐露出了茫然之色；他转过头来，同样在卫霍脸上看到了相似的迷惑——这倒是令他颇有安慰，意识到并非是自己不学无术；不过诧异之情，却也油然而生了——以穆氏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在儒学说出连自己都不懂的见解呢？
“形而上……？”
什么怪词呀？！
“请容许我尽力为陛下仔细解释。”穆祺道：“首先，儒学的本质是一门哲学，这一点没有问题。那么，在经历漫长的争论之后，人们对哲学探讨的问题，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共识……”
哲学是对事物的思考，所以，古往今来的人们一般公认，在抛开种种花里胡哨的文字修饰之后，一个可靠的、优秀的哲学，至少应该思考以下的内容：
第一，世界观；或者简单粗暴来讲，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你认为这个世界服从什么样的规律？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什么样的？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石，所有思考的基础，哲学的最初公设。
有了完备的世界观以后，哲学才开始衍生出方法论与认识论——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如何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如何利用规律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更完善？这是哲学回应这个世界的工具，解决问题的利器。
有了基石，有了工具，才有了具体的道德取向、详尽的价值判断，才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最具象、最详细的“价值观”。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抽象的，所以被称为“形而上”，价值观是具体的，所以被称为“形而下”。但无论形上形下，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都是紧密瓜葛，断然不可切割——没有具象的价值观，抽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无法落到实处；没有抽象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摇摇晃晃、难以推敲，根本不能经受思辨的考验。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原始的儒家根本没有回答过形而上的问题；儒家圣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穆祺双手一摊，神色自若：“陛下很熟悉儒家经典吧？那请陛下回答我，经典中反复提到‘天’、‘天道’、‘天命’，那么，圣人们解释过什么是‘天道’、‘天命’么？”
皇帝：…………
皇帝目瞪口呆，两眼发直，默然不语了片刻；而在这片刻的功夫里，他竭尽所能，快速过了一遍自己记忆中的经典——什么是“天道”？《论语》只谈仁爱，好像没有相关内容；《春秋》微言大义，当然不会讨论这样宏大的东西；就连最接近谈玄论道的《易经》，最接近谈玄论道的《易经》——
皇帝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下意识望向了卫青——长平侯功成名就后延请高士，是踏踏实实学过一遍《礼》、《易》的，换言之，卫将军对易经的了解也不算差，或许可以发现他疏忽的内容。可现在，卫将军也是愕然不语，神色奇特之至……
“不用想了。”穆祺叹息道：“答案就是没有。儒家圣人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得再刻薄一点，他们甚至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或许是敬鬼神而远之，或许是过于实用主义，孔子确实不怎么在乎这样玄妙高深、近乎于以空对空的抽象思辨；他更在乎的是具体的道德律条，是现实中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礼制与规矩，仁政道义。“《论语》万言，无一字虚谈”，每一句都是实的，都是具体的，绝不整虚的。
这种完全实用的取向，放在一个政治家或者大学者身上，或许没有什么；但要是作为一门哲学立身的根基，那就会存在巨大的问题——没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没有一切的基石，你的道德是从哪里来的？
随便举个例子吧，《论语》云“仁者爱人”，大家照本宣科，也居之不疑；但如果有杠精非要刨根究底，问一句“为什么‘仁者爱人’”呢？
如果遇到腐儒朽儒，大概会硬顶一句“天经地义”——没有为什么，不许你问；但要是大儒学养深厚，大概会愿意多解释一句：“这是圣人的教诲，我们都要向圣人学习，当然要遵从他的教诲。”
好，那么，“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呢？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到了这一步，问题也不是没法回答，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因为他是“天之木铎”，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治理人世的大道，所以我们这些凡人都应该向他学习，才能提升自己，明白了吗？
很好，很好，到这里步步相逼，终于可以揭出最后一张大牌了——你说孔子是“天之木铎”，那天是怎么样的？你说孔子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大道，那他是用什么法子领悟的？这样的法子可不可以公开出来，大家都来领悟领悟？
大儒：…………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平日里看着没有二两，但只要在辨经中一上称，那就是一千斤都打不住。事实上，数百年后佛教东传，这种在天竺血肉磨坊里辨经辩出来的完整哲学，仅仅只要一个照面，就把儒家打了个丢盔弃甲、屁滚尿流，以至于在思想领域节节败退，几乎已经守不住老家。
佛教东汉传入，南北朝流布，而至晚唐之时，大儒韩愈环顾四周，已经不是佛塔，就是布施，于是油然生悲，慨叹“道统将亡”——当年孔老夫子率七十二弟子周游，所到之处，贵族国君竭诚欢迎，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怎么短短数百年的功夫，此处竟要沦为儒生的葬身之地了么？
当然，道统还是没有沦亡，儒生也还是守住了高地；但其中的艰辛酸楚，则不可与外人言说——韩愈还只是悲哀道统沦亡，但本质也没有搞清楚儒家为什么会斗不赢佛老；还得是宋儒磕磕绊绊摸索几代人，才发现是底层代码出了问题，上古设定缺失严重，自己必须得给老祖宗填这个天大的漏洞。而整个填补的使命，即概括为张载不朽之“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搞清楚天道是怎么回事，整一套可行的世界观；
为生民立命——命自天降，要打通天人之间的关节，搞清楚人如何获取天道、掌握规律，敷衍一个可行的方法论出来。
为往圣继绝学——孔老夫子挖坑不填害死人了，大家咬咬牙把坑填上吧！
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就能天下太平了吧？
所以，横渠四句之所以伟大高深，不在于什么成功学的鸡汤、不可理喻的狂想，更不在于什么玄幻奇妙的“文气”，而在于真真切切的现实——它意味着，在被佛学毒打了几百年后，儒生终于搞清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发力了。
喔当然，搞明白问题不代表就能解决问题。认识到儒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缺失，花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时间；而解决这个缺失，则又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前赴后继，带宋最聪明的脑袋瓜一个接一个的往里面跳，大家绞尽脑汁耗竭心力，完全是拿性命堵上的这个大坑——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性命”。
显然，如果范仲淹王安石三苏二程等超一流的人类群星，都还要数百年时间才能填上原始儒学的大洞，那么以儒家现在这样简陋而原始的状态，当然更不能应付后世的“大哉问”——这就是他们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