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我害了你。”肩头被制住的我，无法更靠近他半步。我被带到旁边的房间里，一扇很重的门关上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接下来很多不堪的问题出现在我面前，很多我听不懂的法律术语，不管我怎么哀求，他们就是不肯让我见恒峰。
警察局完后就是到他检署，我好冷好渴，想换一件自己的衣服也不成。他们给我喝的水都有着厚重难闻的塑胶味。检察官比警察还凶一点，却愿意让我讲讲话和问问题，我知道杀人罪最少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未满十八岁或基于义愤都可以减轻恒峰的刑责，他答应我会尽量帮忙，但那是我跪在地上把头磕破后的事了。问完话后他找来了—个法院义工陪我走出门外，恒峰的爸妈亲友、还有恒峰的车友“火、雷、电”都在当场。
“早叫恒峰不要跟你在一起，你这扫把星。”火用力给我一巴掌，旁边的人连忙把他架开，他不断地叫骂，“婊子、贱货。一放他出来，是我干的，恒峰是帮我顶罪的。”大家都哭成一团，妈偎在爸怀里，远远哀伤地看着我，我终于把头低下来，眼神不敢再面对众人，我仿佛听见从心里骤然震起巨大的关门声，就像是警局那扇门一样，闭合上就能够摒除所有外界的声波，如同真空似地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被吞没，让我彻底地聋了哑了。
从法院出来后，我被临时安置在义工的住所，等候恒峰杀人罪的案子开庭审理。阿姨—她是我妈的么妹，从妈嫁给爸后就没再跟阿姨有联络，后来我们又搬了无数次的家，所以连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亲人在世上。案件发生后，经过警方的联络，她才跟姨丈火速从台北赶下来想接我回家。但，等他们到了的时候，我已经被县政府社会局送到县立医院的精神科住院就医。
那晚之后，我不再开口说话，医生判定我精神状况出现异常，在取得阿姨的同意后，我被送进精神科病房接受诊治。没多久我被判定为“重度忧郁症”，不宜出庭作证，必须继续住院观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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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的那段日子，我和阿姨正式相认。来看我的除了警察跟检察官外，就是恒峰的爸妈。我没办法说话，只能在会客时间静静地听着他们告诉我恒峰的近况。他们帮我带来电话卡、糖果饼干、一些零钱，换洗的内衣裤。我自杀过，用头去撞水泥墙、拿手去割床缘的铁架、扳断电话卡割腕，不知因此被施打了多少次的镇定剂，四肢被束缚关在禁闭室多少次，我睡不着，不停地哭着，心里喊着恒峰的名字，“对不起”最少被我默念了几十万次，我的脑子会一直听到恒峰对我说“跑，快跑！”还有火的责骂“婊子、贱货”，那是捂住耳朵也停不下来的声音。
因为抗拒吃药，我每天都要被护士架住强行灌药。很神奇，持续用药的一段时间过后，慢慢地，声音就不见了，应该是说我的人不见了。药好像给了我一个固定的情绪和新的个性。我不再情绪低落，愁苦哀伤的表情被一张木然的脸取代。
我还是挂念着恒峰，只是痛苦被挡在胸口，再也上不去脑子里，像是没有浪花的海，没有风跟雨的台风夜。当我发现原来是药物夺走了我的恶梦、自责、愤恨时，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我开始依赖起药物，早中晚三餐后的用药时间，不需要再有人逼迫我，我会乖乖跟着病友到护理站吃药，然后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在沉重铁门与无数铁窗陪伴下，消耗日光、月色，跟自己。
我是没有浪花的海，没有风雨的台风夜；我是被雕塑的人偶，除了丝线外，你再也牵动不了我一丁点的情绪。我是人，却又不是人。
在阿姨坚持下，恒峰的爸妈不再被允许来探望我——他们的悲伤表情，恒峰的消息与问候，可以轻易地在瞬间化解药效，几乎他们每来一次，我就会情绪失控进而出现自毁的举动。
从县立医院到台北荣总，随着用药的改变，心理治疗师的介入，我逐渐开口说话，虽然常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说，但是医生似乎认为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难道你不想赶快好起来，离开这去找你心爱的人？”“他能无怨无尤地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我相信他一定不愿意看你活得如此痛苦。”“你们都还年轻，可以重新开始不是吗？一如果他在监狱里，也是这样虐待自己，你不伤心难过吗？”
这些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的确，除了出院外，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见到他。我们都还小，欠他的，我可以慢慢地还清。正如医生说的，要是他看到现在清瘦憔悴的我，一定会忍不住大动肝火，会数落臭骂我一顿。我要离开医院，为了他我要赶快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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