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军机大臣王文昭带来了全部的军机印信。怀来县衙正房里，临时中央叫起儿。议和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三天后，清庭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罪己诏”。
诏书中说，今见国家占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
之后的日子里，兰琴觉得光绪仿若是换了一个人。一直低低的望着地面，眼睛像是蒙上了一层灰。下人伺候起床便起床，伺候穿衣便穿衣，伺候用膳便吃几口，伺候上轿便启程，至于每日穿的什么，吃的什么，到哪里去，他都丝毫不关心。他几乎不再主动讲话，甚至有时候慈禧唤他，都要反应好久才应声。应声也永远只有一句——“太后所言极是。”
下人们私底下都说，咱们的皇上怕是傻了。
等到车队人马行至陕西介休界内义安村时，刚刚进得临时行在，下人还在收拾搁置随身物品的忙乱中，突然有几个围着红头巾的义和拳头目直接闯进院子来，嘴里喊着杀光“二毛子”便欲劫持光绪，被随同护卫的甘军当场捕杀。上上下下都吓得魂飞魄散，可光绪却定定立在场院当中，嘴里念叨着 “也好、也好”，脸上竟然还挂着笑。
于是下人们又都在私底下说，咱们的皇上怕是疯了。
农历九月，两宫抵西安府。
在“祸首”名单中徐桐、刚毅、崇绮等大臣都已经相继死去之后，慈禧终于能略有安全感地在太平的古长安一直驻跸下去。对于八国联军提出的《和议大纲十二条》，她的意见终究变成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纠结着全部的力量，用以确定最终自己将不再出现于洋人的名单里。几乎与此同时，她那敏锐的政治嗅觉，也让她注意到，即便是洋人不再与她纠缠，未来的大清子民也不会再像以往般容易“糊弄”过去了——“革命”的种子，似乎已经在她有些昏花的视野之外的某些土壤中生根发芽。她意识到，“维新”，或许已经成为自己必须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而王宫大臣们，一半，如端王载漪，仍在奋力挣扎着从“祸首”的名单中妄图翻身上岸；另一半，如袁世凯，信心满满地希冀去争做那新时代浪潮里的弄潮儿。
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或是愿意注意到他们的皇帝，他们刚刚三十而立的、身处壮年的皇帝，身心在一日日地羸弱下去。
直到有一日，朝廷宣布重新维新变法的这一日。三年前属于光绪的那些理想和抱负，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那些新政，于三年后打了个滚，翻了个身，名正言顺地又一次站上了历史舞台——但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他。
于朝堂之上，他立于慈禧身侧亲自宣读诏书。
“……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才读了几句，便似有些停顿，正了正嗓子，继续道：“……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
读至此，似已无法站稳，于是坐于案后，紧蹙着眉头继续道：“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
额上已渗出汗来，一字一顿道：“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
终再难继续，双手抵于胸口，似是已疼得无法忍耐，伏在了案上。
御医诊脉之后，开了些治疗胃气郁滞、失于和降的方子，直说无甚大碍请皇上一定放宽心。其实御医心里明镜一般，皇上自幼体弱，气血两虚，西狩之行车马劳顿，暑热痱毒入侵，入冬后又受恶寒，再加上一贯心情压抑，极少膳食睡眠，多年服用各种药物也是对身体的极大损耗，怕是作下病根，再难治愈了。
转过年，便是辛丑了。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人赔了洋人一两银子。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慈禧终于决定回家。回紫禁城去。
返京途中她终于意识到留着祸首端王的儿子做储君实在不妥，于是发出懿旨“撤去大阿哥名号”，命溥儁立即出宫。
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两宫銮驾自保定乘火车回到了京城。
第二日，慈禧便发布懿旨，珍妃因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