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国中官宦贵族都使用汉字，因此李敬尧的汉语也说得流畅之极，这“请教”二字咬得甚重，竟然颇带几分国朝之人常常以“请教”为名而挑衅又或刁难的意味，这样的语气与他行大礼时恭谨的态度大相径庭，众人都不觉一愣。林凤致倒保持着温蔼笑意，道：“李将军请讲。”
李敬尧起身恭然一礼，说道：“不敢，末将虽是小邦鄙民，却也一直知道仰慕天朝教化——久闻林大人非但清节令名堪为百官楷模，文笔高妙也是一时擅场，这一部《虞山先生集》，在天朝风靡一时，便连小邦也是瞻仰过的。”说着自袍袖中取出一册书来，题签上果然是“新刻林虞山先生文稿”，却是京师书坊刊刻的。
林凤致其实不写闲文，所刻文稿，也就是往日的八股文窗稿与科举的应试策论卷，以及一些弹章奏折的应对文字，本来没什么好看，只因声名大了，这些文章也成了读书人效仿的对象，以至于他除了做官时不能免俗，自刻赠人的“书帕本”（按，当时做官人士，每在一处任满离去，或者调动、出使、巡查回来，惯例是自己出资刻一部书，以书一套加上帕子一方，当作礼品馈赠官场朋友，这样的书便叫做“书帕本”）之外，书坊she利，也将他的文稿一再翻刻，没想到风行国朝十六省不算，连这外邦小国居然也拿出这部书来，倒使林凤致微怔之下，qíng不自禁也有些得意。
但李敬尧请教的话语，却令他片时间便收起了微笑——李敬尧翻开几页，指着一行字道：“大人这篇《民之于仁也》，破题第一句便是：‘夫仁人爱物之心，必施于民者也。’末将不明，冒昧请问一句，仁必施于民，是何等施法？可有界限？”
他说的这篇文章却是林凤致乡试时所做的策论，题目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林凤致中举人那一年是十七岁，离如今差不多又是这么多岁数过去，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策论到底写了些什么，但圣贤书的道理还是不曾忘记的，便道：“《颜渊》篇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所谓仁施于民，也无非就是‘爱人’二字；《宪问》篇又称管仲为仁者，只因‘民到于今受其赐’，可见圣人以万民之生为仁，民无贵贱，地无远近，得生则一，何来界限？”
李敬尧拱手道：“末将受教——小邦虽是鄙远，却沾王化，衣冠礼仪，悉仰上国，想也算得万民之列，必不至于不见赐于仁人君子了。”
他这一番话说得谦恭，林凤致与赵大昕却不由得对视了一眼，知道这名陪臣的委婉言辞下面，实则藏着尖锐质问之意。
自从天朝失策，将十万大军仓促撤回，导致败绩之后，第二次发出的平倭军，名为平倭援朝，大部分时间却在消极防御，没有再跨过鸭绿江去击倭军，任凭日本九路大军将朝鲜八道一一侵占，眼睁睁看着朝鲜百姓挣扎呻吟于倭人铁骑之下，这等行径几乎可以说得上一个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番被问，如何不生出愧意？
但李敬尧前来叩请高子则发陆路接应，想必还是得不到肯定回复的——倒不是高子则胆小畏战，而是如今军中制度，最高决策者并不是提督官，却是经略使，一般由兵部出身的文官担任，战事都受兵部指挥影响。此刻朝廷方面的意见，还是偏向于保守一派，所以赵大昕也就显得过分谨慎小心，只要守住自己的地盘，便是有功无过，而出击倭军，倘若败了，不消说罪责难逃，就算胜了，也未必能得讨好！
这个显得有些掣肘的制度，说来惭愧，却是朝廷采纳兵部主张，以“恢复旧制”为名，在清和朝新设置出来的，背景原因复杂，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分武将之权，尤其是制约曾经举师“兵谏”的军中力量。林凤致也知道这种做法实不妥当，以史为鉴，唐之监军，宋之杯酒释兵权，都是不合适的削弱将军指挥权而产生不良影响，但后人指摘前人容易，当真身处其间，却又有不得不咬牙为之的难处——兵谏的例子一为之甚，其可再乎？军中权力万一坐大，如何抵对？兵部这一文职军事系统要求分权制衡，岂能不从？
重福、嘉平两朝，除了沿海偶有倭寇骚扰之外，可算是国泰民安，少见战事，所以两届皇帝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永建朝殷螭坐享着父兄治理好的江山，虽然出了点乱子，搞个御驾亲征也带着玩耍心思，当然更加不会去想这些麻烦事。林凤致则不幸没有他们的好运气，甫将小皇帝推上台，便面临着刚刚平定的西南——并且这西南一带虽被殷螭的御驾亲征收复，却也折腾成一片焦土，民不聊生，简直是个随时便会再度叛乱的架势——这头镇压安抚西南，那头派军抗倭援朝，北寇来犯之后又不得不加qiáng北方边防，接二连三都是烽烟之事，军中受到的倚仗要远远超过那三朝，如何不思制衡与防范？在几方力量之间玩平衡，本来就是极其难而又极其险的事qíng，挂一漏万顾此失彼都是难免，又何况，林凤致位虽高而权不专，除了能影响小皇帝决策之外，也只能借力打力，cao纵百官朝议所向，毕竟不能硬扭着群臣的意思，完全贯彻自己的纲领，坚持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