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对诸侯进行审讯就两种方式，一是由丞相、御史大夫、大鸿胪、廷尉派人杂治，也就是会审，地点一般设在离诸侯国不远的郡上。
第二种则是即讯，抛开了现有的诉讼程序，直接派使者当面质问诸侯王，如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公卿请逮捕治王，但孝武没有同意臣下的请求，而是遣汉中尉宏即讯刘安。
孝景之后，诸侯已经失去了反叛的能力，收到朝廷即讯，若真有悖逆大罪，为了保留尊严，一般会自杀，当然也有嘴硬不承认的，那就只能放下温情彻查到底了。
广陵王一案，不像其他诸王那样，罪行清晰，只靠间接的证据和楚王之辞，不足以使人心服。
且让广陵王暴跳如雷，与楚王好好下场撕扯一番。不管事情真假，最后总能废掉他们中的一个，甚至能让他们同归于尽也说不定。
相较于广陵王，其他诸侯的案子就好办多了。
但刘病已也不急着对他们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下定论，而是继续学着孝武的套路。
“朕以幼弱之躯猝绍大统，广川王等人之罪，使大将军与列侯会肄丞相府，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议之！”
……
不好一言堂的事，就让群臣讨论，比如对诸侯定罪，碍于宗长身份不方便太过绝情，皇帝最终裁夺时，便在群臣定议基础上，罪减一等。
若是定了弃市，就让诸侯自杀；定了诛杀，就免死除国远迁；而废王远迁的，就削县了事。
孝武用这一招对付诸侯犯罪，屡试不爽，除了阴阳怪气吓死河间献王刘德外，孝武对其余亲弟都加以隐忍，也干掉了名望很高的刘安和许多侄儿，却没有人骂他“一尺布尚可缝”。
除了让公卿做坏人，自己做好人外，让将军、列侯、二千石集议还有个好处：刘病已真正想咨询意见的那几人，也会参与其中。
诸如刚刚从东边回长安的西安侯任弘，以及典属国苏武，这都是刘病已不好私下接见密谈的人，任弘也很小心，尽量不上奏疏，反正上了也多半被送到太皇太后那，刘病已恐怕都看不到。
但集议时，他们却能畅所欲言，便能让刘病已知晓态度。
一次性对四个诸侯王定罪是大事，虽然皇帝依然借着服丧不参与，只请霍光代为主持，三公九卿列侯几乎都参与了，一共四十三人在前殿议事，堪比废刘贺时的场面。
田延年早就将四王的罪行查得清清楚楚，并没有多大分歧，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广川王去悖虐，听后昭信谗言，燔烧亨煮，生割剥人，距师之谏，杀其父子。凡杀无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节绝理，当戮之以示众！广川国除！”
其余几人的罪就轻一些，淄川王刘终古，这个家伙，于是也比刘建之罪，定了禽兽行，悖逆人伦，定了弃市罪，国除。
相比于他，清河王刘年，就被算成小奸小恶了，还是被刘年的弟弟告发的，以悖人伦之罪，有司请诛，国除。
最后是烧民屋为乐的长沙王刘建德，定了废其王位，远迁房陵。
但这时候，全程附和的西安侯任弘，这时候却提了一个奇怪的建议。
“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昔日蔡叔与管叔流言於国，与武庚共谋反，谤毁周公，周公与成王囚之郭邻，迁于远方，至死不赦。然而却保留了蔡国，封蔡叔之子蔡仲。”
“孝文皇帝时，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远迁自裁，孝文皇帝怜兄弟之情，乃立其三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三分之。”
“如今清河王刘年有罪当诛，死有余辜，然弘以为，其弟主动告发刘年罪行，清河国不宜绝其宗。”
此言一出，殿上众人面面相觑。
当年汉文帝逼死刘长，被民间揣测是他贪图淮南之地。但这次清算诸侯，聪明人都知道，倒真是大将军和田延年贪地诸侯的财富和土地，想要削减养诸侯的开销，充入国库。
除了长沙国那烂地朝廷看不上外，其余清河、广川、淄川皆膏腴之地，每年租税上万万，朝廷势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