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qíng既然已经挑明，我口气qiáng硬地说：“我要求在今天的笔录中，记载我向你们投诉监房内在押人员对我刑讯bī供的内容，否则我从现在开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只要你们让我签署任何文件、笔录，我都会注明这个事实。”
陶把玩着手中的钢笔，停顿了一会说：“行。我会记录下来的。”后来到了起诉阶段我才知道，并非每一份笔录办案人员都要留下来的，也不是所有的讯问笔录都会提jiāo给起诉与审理环节使用，通常办案人员只提供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见他答应下来，我和缓地说：“陶科长，你们能不能把要问的问题一下子问完？我可不愿一直关在这里面。”
“你急，我们也急呀。问题是你不说真话，也不能光听你一个人说，许多事我们需要一个个去取证，急不出来的。”
“我说的都是真话，有没有犯罪，我自己最清楚。这样没完没了，等到事qíng搞清楚，我的前途早已经毁了！”
陶科长对我不予理睬，对陈检察官说：“开始记录吧。”又转向我问：“你对以前的陈述有没有补充和修正？”
我说：“没有。”
“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触犯过国家法律？”
“没有。”
“我再问你，有没有拿过任何不义之财？”
“没有。”
“那你把自己这几年的收入、支出qíng况介绍一下。”
“以前不是多次问过吗？”我不耐烦地说。
陶科长冷淡地说：“你再说一遍。”
我于是按照年份顺序，一笔笔地把自己大的收入、支出重复说了一遍。
这天的审讯就问了我的收入、支出qíng况，中午吃饭前结束了审讯，被送回监房。
在我结束提审回到监房后不久，正好开饭时间，老大被邵训导叫了出去。老大回来后，边吃饭边与老二、老三、老四嘀咕了一番，老三、老四两人时刻仇恨地紧盯着我的目光，首次从我脸上挪开了。
饭后，他们不再继续对我进行监房内的审问，事qíng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下午“坐排头”前，老大把我叫到他面前，若无其事地说：“我们这两天让你把qíng况说说，大家一起帮你分析分析，如果你真是冤枉的，我们帮你向训导反映，说不定可以放你出去，这其实是为你好。”
我心里恨得要命，嘴上却说：“我知道，谢谢。”
老大更进一步解释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判决书，我已经判了15年，没有上诉，下个月就到监狱去了；老二、老四也都判了无期，他们没有上诉，只是同案的人上诉，他们才留在这里走不了。所以不存在我们搞你立功的事。”
我识相地没有接下他递过来的判决书，而是快速扫了一眼，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光毅，因合同诈骗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我面无表qíng地说：“我明白了。这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老大yīn森森地说：“你明白就好。如果跟‘承办’乱说，别怪我们不客气。”
显然，中饭前老大杨光毅被邵训导叫出去，是看守所按检察院陶科长的要求，下令他们停止对我刑讯bī供。
一个月后，我从跟我坐得最近的“老广”闲聊中，了解到老二、老三、老四也是诈骗犯，老二搞保险诈骗，老三跟老大一样是合同诈骗，老四搞集资诈骗。由于监房这几位诈骗犯的残忍、贪婪与狡诈，诈骗犯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最为恶劣的印象。在我看来，诈骗犯比任何其他罪犯更可恶。在我重新获得作为企业高管的人事管理权后，我对属下最不能容忍的错误就是欺骗与不诚实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怠。
在看守所呆了快一年后，我才知道当初207监房非同一般。按临江市第一看守所惯例，所有一审宣判的在押人员都转入五楼上诉监房，而不会继续留在原来监房，与其他未一审判决的在押人员混关在一起。这是因为一审宣判后的人，即使上诉也会在3个月内很快结案，转入监狱后就能会见家属，与其他在押人员关在一起，就有为他人与外界串供的可能。
07监房长期保留着3名已被判刑15年以上的重刑犯，而且基本上都是头脑聪明、知识层次较高的诈骗犯，显然是故意利用他们来进行非法的刑讯bī供。我后来换过多间监房，从许多在押人员口中了解到，其他监房内很少有人遭受同我一样的折磨，并且在看守所呆了一年以上的人都知道207监房是专门“矫路子”的。这样的安排应该已经超越了邵训导个人的权限，甚至不是看守所这一级的组织所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