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二个月前，唐部长（作为他的老部下我习惯了原来部长的称呼）专门打电话让我回北京，见面后口气十分严厉地对我说：“你必须停止一切可能导致争议的改革与管理措施，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或损失！”唐部长一向对我十分信任，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针对你的匿名信已经要用麻袋来装，这已经影响到我和集团的政治前途。”“你多赚十个亿、八个亿都是国家的，个人得不到一分一毫；若是个人政治生命完蛋了，你将变得一无所有。政治利益高于一切。”
当时我对部长的这番批评、教导，虽然口头上表示接受，但内心很不以为然，甚至产生了委屈、抵触的qíng绪。多年之后才体会到，当年部长的教导才是官场处世的真言。
尽管心中无鬼、无愧，但刚刚看了临江市委主管政法的马书记批示，还是引起了我的极大警觉，改变了我对匿名信一贯听之任之的坦然态度。虽知公司党组织实行属地管理，尤其是中国司法机关受地方管辖，临江市委直接领导高级、中级和基层三级法院和检察院，而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得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级的主要领导，可能死无葬身之地！有了市委领导严厉而明确定xing的批示，特别是孙明海利用他在临江经营几十年的人脉关系四处活动，要做掉一个企业领导，哪怕是中央驻地方大型企业的主要领导，无异于踩死一只蚂蚁。除非是省部级gān部和厅局级党政机关发生的集体窝案，才会由中央直接管理。
我虽然决定听从刘舒宁的劝告，打算与这次yù置我于死地的幕后举报人寻求妥协，感qíng上却一时难以接受。我决定找东南贸易集团几位亲信部下商量，看看他们有什么主意。
严格来讲，我对公司所有同事都很信任和热忱。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革之后，从东南公司转入东南贸易集团600多名职工，都是对我具有相当认同的人；至于4年多来从社会上招聘的员工，与公司之间是单纯的劳动雇佣关系，完全没有国有企业中那种微妙、复杂的恩恩怨怨。但人是感qíng动物，领导身边的人往往也是领导最信赖的人，即使再公正、严格的领导，对身边人总是qíng有独钟的。我最信任的部下有五人：总裁曹志雄、副总裁钱文韬、总会计师姚丽是从东南公司转来的；证券投资部经理刘心宇则是刘舒宁介绍给我，原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秘书张杰是我三年前从复旦大学亲自挑选来的硕士毕业生。
稍稍清理了一下思路，我毫不犹豫地给曹志雄、钱文韬、姚丽、刘心宇四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迅速赶回公司，有重要事qíng商量。刘心宇说家里有些重要事qíng，约好今天晚上去处理，下班早走了一会，现在已经到家了。我心中略有不满，但还是大度地说，你还是处理好家里事qíng要紧。其他三位正在各自开车回家的路上，答应立即赶回。我又通知住在公司单身宿舍的秘书张杰，让他立即到附近小饭店叫上5份盒饭，送到公司小会议室。
事后想来，刘心宇当晚一定是被刘舒宁找去了。此后，刘心宇很少在公司露面，总找借口去证券公司大户室上班，有意避免与我见面jiāo流，而我当时虽然感觉不大舒服，但没有想到这仅仅是他对我背叛、卸责的开始！
半小时左右，曹志雄仨人分别赶回，秘书张杰也正好拎着盒饭到了。我让大家边吃饭，边开门见山介绍了孙明海借助临江日报内参举报的qíng况，当然隐瞒了消息来源。
我注意到大家听到市政法委马书记的批示时，都露出了少有的庄重严肃的表qíng。介绍完从刘舒宁那里得来的qíng况后，我看着四位与我到东南公司任职后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的部属和朋友，真诚地说：“这次又让大家陪着一起为我担心，我真的很抱歉。”
曹志雄故做轻松地说：“程董，你不用讲客气话。孙明海告状表面是冲你来的，实质是与我们争夺东南贸易集团的领导权。我们还是商量一个应对的办法吧。”又指着正在清理饭盒的小张说：“你别忙着收拾，先给程董倒杯茶。”
曹志雄军人出身，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身上带着两处枪伤，当时年纪47岁，比我大11岁，一副军人身板，健壮结实。我看中他一身正气，诚实可靠，完全没有体制内gān部的那种圆滑作风，把他从东南公司部门经理位子上，连续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后转任新成立的东南贸易集团副总裁；在东南贸易集团成立后一年，大约是1999年8月，我被上级任命兼任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贸易投资公司总裁，于是主动辞去东南贸易集团总裁职务，提议董事会聘任其为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