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办案人员其实也是职责所在，你对他们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这位检察官开导我说。
我敷衍他说：“不会的。我明白大家都不容易。”
邵训导开口说道：“张检刚才的话如果你能听进去，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说白了，即使你受了点委屈，也应当多从自身找原因，比如jiāo友不慎等，承办你案子的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无非是履行他们的正常职责。如果你对政府想不开甚至心存怨恨，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对他们两位的话一时反应不过来，似懂非懂地应付道：“当然，这个道理我明白。”
那位被邵训导称为张检的检察官又画蛇添足地补充说：“其实找你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申诉材料我们已经帮你转给有关部门处理了，估计很快就有消息的。”
邵训导接着一副豪气gān云的样子，微笑着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随时可以找我。只要我能帮忙到的，一定会帮你。”
“谢谢，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些不知所措的连声道谢。
回到监房，我把邵训导和驻所检察官对我前倨后恭的会见qíng形跟大家说了，监房里的人分析，我可能要被释放了，看守所与办案单位信息是相互联通的，鉴于我本人具有一定行政级别、案件又是市委领导jiāo办的特殊xing，他们显然在奉命对我进行释放前的思想开导工作。
有人特别提醒我，出去了千万不要找办案单位讨说法，那样搞不好出去了还会进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市总工会下属单位一位财务处长，因为单位有3000万元资金放在证券公司做国债回购业务和打新股，认识了证券公司老总，一来二去双方成了朋友，证券公司老总就劝他开户炒股，并承诺拆借800万元资金给他，被人以挪用公款罪告发，理由是证券公司拆借给他的800万元，实际上就是单位3000万元的一部分。关了两年多无法定罪，因证券公司出具的证据，表明他单位3000万元资金放在证券公司投资，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授权，而证券公司拆借资金给这位财务处长，则完全属于当年证券公司普遍开展的一项正常业务，与他单位那3000万元投资无关。两年后检察院对他宣布取保候审，这位财务处长已经被单位开除公职，单位表示只要检察院做出无罪的结论，就给他恢复公职。于是，这位财务处长到处讨说法，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离取保候审还有两天到期时检察院把他又抓了起来，最后以挪用公款罪判了6年有期徒刑。另一位是工行临江东城支行行长，涉嫌贪污小金库中3万元公款被捕，开庭时律师举证，这笔钱其实这位行长用来年终给客户送礼了，关了一年多被法院取保候审。这位行长出去后想官复原职，也是不断地找检察院讨说法，结果半年后又关了进来，很快被法院以贪污罪判了4年有期徒刑，上诉后被驳回维持原判。
我听了同监人所说的这些故事，只觉得中国司法虽然有不公正，但铁证如山面前终究还是会讲些法律和证据，或许这些人被关太久，带着个人qíng绪来描述司法的黑暗，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仅仅过了两、三个月，我就深深后悔没有听从这些同监人员当时的劝告！对法律的盲从、天真和过分自信，让我不幸重蹈覆辙。当然这是后话。
我清楚9月30日是中国官方向国内外公开承诺解决绝大多数超期羁押案件的最后期限，自9月19日的驻所检察官一反常态的热qíng谈话之后，我内心就充满了获释的期待。
9月23日，刘律师来办理会见。一见面，刘律师就兴奋地说：“你很快就可以获释了。”
我连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刘律师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中顾委领导么？我们湖南的老乡。”
我说：“我听你讲过两次，你说找了他帮忙的。”
“是的，老领导找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下，最高检一位领导亲自过问了你的案件，给临江方面打了电话，在北京方面的压力下临江市委政法委已经讨论了你的案件，决定将你立即释放。”
我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临江官场通天，他们会听最高检察院的？”
刘律师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胡已经牢牢掌握了最高权力，对临江官场很不以为然，政治风向标已经变了，今非昔比，临江官场应该感受了这种压力，而且这次由全国人大牵头，全国都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临江官场再牛，恐怕也不敢公开顶撞中央的统一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