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王法官cha言道：“24万元的事不用考虑，没有低价折股的事，自然24万元也不成立。”
“是，我明白。”我立即心领神会。我认为王法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已经认识到一事不能二罚，即使低价折股的罪名成立，也不会追究贪污24万元的问题，而是采用中国司法务实中“疑案从轻”的习惯xing做法。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如果庭审对我不利，同样可以按“重罪吸纳轻罪”的法律规定按贪污罪对我处罚。
王法官接着严肃地问：“你说6万元发了奖金，奖金什么时候发的？”
我记得一年前他问过同样的问题，于是小心翼翼地回答：“时间太久，很难回忆起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发放半年奖，大约在7、8月间。”
“你同一时期是否拿到了一笔清欠专项奖励？我记得以前你说过，为顾及群众影响，一些奖金你不敢拿，你用这些奖金来奖励了下属。”王法官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觉得这句话里充满了杀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问题，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6万元我贪污了，给部下发奖金的钱来自于上级给我的那笔清欠的专项奖励。我的确说过一些属于自己的奖金不敢拿，给部下发了奖励的事，如果出尔反尔，就会给法官留下不诚实的恶劣印象。电光石火间，我想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答案：“那笔属于我个人的奖金和刘心宇jiāo给我的钱，都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钱放在一起，很难分清他的来源了。怎不能说一方面我合法的资金不拿，一方面又冒坐牢的风险贪污吧。事实上，我的个人奖金，不仅用于奖励部下，也用于公务应酬，重要的是我支出的这些钱超过我从刘心宇那里拿来的6万元。”
王法官有些不满地追问：“从刘心宇那里拿来的钱，你到底是用于奖励部下了，还是用于公务应酬了？钱的去向不能模棱两可。”
我迅速做了选择：“用于奖励部下了。”我心里知道，到底用于哪里了，根本就分不清楚，问题是那些用于所谓“公务应酬”的开销都是见不得人的，而且没有任何收条、收据之类书证来支持我的说法。
“你确认用于奖励部下了，而没有用于其他用途？”
“是的。”
“还有5000元缺口呢？”
这个问题我早已深思熟虑，如果推说做了公务应酬之用，自然会牵涉到他人，要是对方否认更是麻烦，我毫不犹豫地说：“作为领导班子都有的奖励，我自己拿了5000元。”
王法官慢条斯理地说：“还算你头脑清醒。下面谈谈你对低价折股问题的看法。”
法官提出这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似乎有意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松了一口气，说道：“这涉及到十分专业的证券知识。请给我十分钟时间来做详细的说明。”我详细地讲了当年法人股与流通股的区别，谈到了四份重要书证的陷阱，然后自信地说：“我相信办案人员所做的证人证言都会指证我知道股票转让的事，但实际上我知道的只有法人股转让，而非流通股协议转让，即使我指使这样做，实际上也无法实现。至于法人股转让，当年我签批的文件都是按当期净资产转让，不存在低价折股的问题。”
王法官耐心听过我的解释后，问：“按你的说法，低价折股的事你压根就不知道，更不是你指使他们那样做的，你手下人为何要这样做呢？”
“首先，我认为股票违规cao作只是违反了财务制度，违法而不属于犯罪；其次，不排除刘心宇这样做有个人私心，事实上，刘心宇的绩效提成是跟他们部门的投资收益挂钩的，具体规定资金年收益超过15%的部分，由他们部门提成20%作为奖励，其中70%属于刘心宇个人所有。”这是我第一次向司法人员说出这个心中的秘密。
“如果所有人都指证你知道并指使他们将股票低价转让，你觉得法院应该采集谁的说法？”王法官语气冷冷地反问道。
“戳穿证人谎言的最好办法是当庭质证，我请求法院传唤所有证人出庭。只要证人出庭，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办法还原事实真相！”我慎重其事地提出这个要求。
“这是律师给你出的主意？”
“不！相反是我要求律师这么做的，这事麻烦您在今天的笔录中载明。”我断然否认律师指使的说法，事实上的确是我自己的要求。王法官这么说，应该是刘律师已经向法院提出了证人出庭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