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院的时候才四点钟，职完夜班他通常晚上才会过来，我百无聊赖地跑到神经内科晃了晃，正赶上程晶晶他们班在病房里见习。
我悄悄溜进去，却发现病房里气氛有些异样，学生们都面露难色，面面相觑，只有老师在病床前讲得起劲。病床上躺着一个中年人，面色萎黄，表情僵硬，仔细看得话，能看到他搁在腹部的手，正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着。
那个老师我认识，杨忠，曾经教过我一段，那个标志性的大嗓门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你们看，这就是共济失调，”他指指病人的手，“唉，现在吃过药，不那么明显了。”
他语气好像很惋惜似的，所有人都盯着病人的手，于是那手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杨忠兴奋地大叫，“对!你们看!一紧张的话，抖动就更厉害了。”
几个学生尴尬地移开了目光。
“帕金森氏病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面具样面容，很刻板，很僵硬，”他用手指指病人的脸，“你们看他的面具样面容，高兴也不会笑，哭也看不出来，都没反应的。”
他的语气好像是在描述一个木偶，所有学生，尤其是女生，全都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脚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杨忠仍然兴致勃勃地讲着有关帕金森病的一切，还在病人身上示范了如何检测帕金森病人的齿轮样肌张力亢进.
“你们可以动手感受一下。”
没人动手，所有的学生都默不作声，气氛尴尬地可以，杨忠点了几个名字，仍然无人上前，几个女生终于忍到了极限，大声说，“老师，就到这里吧。”
杨忠有些意外，依依不舍地带着学生离开了病房，几个女生没有动，低头像病床上的病人道谢。
的确是面具样面容，没有喜怒没有悲伤，只是眼角发红了。那个病人却突然开口问：“我的病……治不好了吧?”
女孩子们声音甜蜜，全都微笑着，齐声撒着谎，“治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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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脚步轻捷地走出病房，我看到几个人眼睛里都含着眼泪，程晶晶低声对我说，“杨忠那个傻X。”
的确是个傻X。像他这样，毫不为病人考虑，毫不顾忌病人自尊的垃圾，不多，但也着实不少。
我自然地想起了夏远，在我大三那一年，他也带我们去看了一个晚期肺癌的患者，老人躺在病床上，了无生机的，一见到他却露出了微笑，甚至还半坐起身子来。
他不忙着试教，先和老人用聊了会天，然后才用英文给我们讲解了病人的情况，声音温和，老人听不懂，于是一直微笑着，他走的时候，还有点依依不舍似的和他告了别。
事后他跟我说：“叶岩，教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病人的接受程度，只要有一点刺激到病人的风险，那这个病例就不能带学生看。”
我一直谨记在心，把他当成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但今天看来，好像有太多的人，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掌握。
我又再一次的觉得，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人，在他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背后，是何其高尚的一个灵魂——如果人生应该有一个导师，那么我的导师只能是他，也永远都是他。
我突然很想见他，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电梯太慢，我蹬蹬地跑上楼梯，从三楼直跑上十二楼，喘着粗气推开办公室的门，他却还是不在。
我不死心地又跑到病房，一间间地找过去，偶尔有几个病人认识我，拉着我说几句话，我耐着性子附和着，心里却恨不得马上找到他。
隔壁床的病人看来是要出院了，换好了衣服正大包小包地收拾东西，中年男人突然停下了动作，抬头问自己的女儿，“思乐，给俞医生的红包送了么?”
我惊愕地回过头去——呼吸科除了夏远，再也没有姓俞的医生了。
年轻女人一边把拖鞋装进提包，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昨天就送过去了，包了一千，放心吧。”
男人穿好鞋子，眼看要离开，我赶忙追过去，在床脚绊了一下，脚步趔趄，“你们刚才说的，是哪个俞医生?”
女人诧异地看看我，刚要开口，男人却警觉地拉住她，打量了我一眼，冷淡地说，“关你什么事?”
我口里沙沙地发干，还想继续问下去，两个人已经走出了门，迅速地消失在拐角处，只有高跟鞋踏地的余音还在走廊里回荡。我呆愣了一会，很想追上去，到底还是站在原地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