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主任愣了愣，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难怪，我说的嘛。你没和他解释解释?也是的，你突然就走了，之前也不知会一声，闪了一下他肯定要生气的。你说你哦，我说要告诉他的吧，你还一直瞒着瞒着……”
一股委屈慢慢从我心里升腾起来——我并不是故意瞒着他的，但是我不敢提前告诉他，我怕落榜了他会对我失望，我怕他因为这个而看轻我。
“我不是故意瞒他的，我打算一考出就跟他说的。”我生意里带点恶狠狠的委屈，“但是钟澜说他以为我要留校，怎么回事?”
“诶?”邓主任惊得眼睛都圆了，半天才长长地“啊”了一声，“他怕是搞错了。前一阵不是学院里送了个硕士来么，我问他要不要，他说不要，有人了。我还当他说得是张院长的侄子嘛，那孩子刚从华西毕业，还是他学弟来着。”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竟然真的想过要我留校——可是也难怪邓主任想不到我，医院不要本科生已经有两三年了。
“唉，其实你今年也蛮倒霉的，”邓主任挂好听诊器，踮起脚拍拍我的肩膀，“虽然是复旦好，可是小俞带你也蛮不错的，偏偏等明年我退了才轮到他升副主任，主治医生不能给他当硕导的。你说，你晚一年考多少好。”
“主任你不是说早考早好么，跟嫁人一个样，晚了嫁不出去。”
“侬个小居崽，”主任哈哈笑起来，“懒得和你皮。”
她步伐稳健地走了，老医生总有股沉稳的气势，不像他，稳重里还残存一点按耐不住的浮躁跳脱。我看着邓主任的背影，突然升起了一阵愧疚之情。
有一件事我撒了谎。在考研面试的时候，确实有人问我临床技能的导师是谁，那时候我没有犹豫，直接回答了他的名字。
对我而言，这世界上只有一个老师，一个领路人，那就是他。我不能让别人占据这个位置，就算是撒谎也不能。他或许知道，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然而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生的分岔路上，他为我指明了一条道路，并给我坚定不移走下去的信念，永远，永远。
我折回杂物室去拿东西，那个被问住的长发女孩竟然还没走，伏在桌子上正在写着什么，我一进去她立刻抬起头来，“学长!”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在写病历呢，”她递过来一张粉红色的小纸条，“学长帮我看看吧。”
我费力地在满纸粉白的小花里辨认出她的字迹，字写得很烂，格式和内容也都惨不忍睹。我一边讲一边帮她修改，等到改完的时候，那张纸被涂得面目全非，几乎不剩几个她自己的字。
她满脸黑线地看着我，“学长，我诊断是不是要挂掉了。”
“第一次写病历?”
“嗯。”声音沮丧。
“第一次”这种东西是很微妙的，鼓励之则欣欣向荣，打击之则萎靡不振，然而我的很多“第一次”都被狠狠地打击了，竟然也奇迹般地越挫越勇。
以第一次写病历为例。
那时他要我把病历写在黑板上，当着全班的面进行讲解纠错——那个过程不说也罢。总之等他讲完了，黑板上布满了红色的叉和圈，完全变成了叉圈的海洋。
“这个病历写得很好，”讲完以后他把马克笔咚地一声扔到桌上，微笑得十分讨打，“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全都犯了。”
全班哄堂大笑，我在笑声里表面上维持淡定，暗地里咬碎一口蛀牙。他站在讲台上，傲慢欠抽地看着我，我回瞪着他，按照某狐朋狗友的说法——“眼神里长了牙，能咬人”。
那天我把满黑板的圈叉都抄了回来，回寝室去钻研了一晚上问诊技巧，顺便在同学身上实践练习。当整个寝室的人都被我问到崩溃，扬言我再提“主诉”和“现病史”就把我扫去睡厕所之后，我摸到他的病房去，捉了一个病人问诊，然后把改过三遍的病历通地一声砸到他桌上。
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略微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把那那张病历往前一推，“俞老师，帮我改改吧，嗯?”
那是我感冒了，鼻子塞着，却也闻得到自己身上散发出的火药味。他却一反常态地，雷达失灵了似的，沉静地拿起那张破纸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