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司乐这两个半月节俭出毛病了，不愿意为短短几小时的睡眠额外支付五六百的费用，硬是去动车站坐着睡了一夜。
南站晚上开着中央空调，但还是不算多暖和。他本想写会儿曲子熬一夜，等上车了再盖着外套睡，结果后半夜没熬住，一不留神就睡了过去。
中途他被冷醒好几次，没当回事，戴上卫衣兜帽，把手放到大腿底下暖着，继续睡。
坐在他旁边，同样候了一夜车的阿姨拍他胳膊，他没反应，推了推他的肩头，他才心跳过速地惊醒。
“小伙子，你是回庆江北哇？检票了。”
杨司乐头疼脖子僵，抬手揉着后颈看了眼候车大厅里醒目的时钟，向阿姨道了声谢，赶紧抓起书包去排队检票。
直到这时，他都不怎么在意，上车后还有精神回复陈楠的微信，顺便确认施年没有发消息跟自己认错。
前两周哪怕施年再嘴硬，和自己再生分，他也没生过气。他甚至颇为乐观地觉得，施年是因为信任他，才会故意这样暴露性格上的缺点。
可这回不一样，他容忍不了施年践踏自己的热爱，他必须得为此道歉。
如果施年不道歉，那三天后他不会请假来给他过生日了，生日礼物也得重新考虑要不要给。
杨司乐自认为这个惩罚还挺狠，压根儿没想过自己无法去上海给施年过生日的可能性。
回到庆江的当晚他就感冒了，先是四肢酸痛、流鼻涕，紧接着是咽喉肿痛，咳嗽，眼睛发干，最后是食欲不振，头痛欲裂，上吐下泻。
陈楠吓得押着他去医务室检查，他老老实实地跟校医交代，自己这段时间总是头痛，跟有人拿榔头反复敲脑仁儿一样，很影响睡眠质量。
医生问了他最近的作息，诶哟一声：“同学，你怕不是神经衰弱了。”
他签了张出门条，递给陈楠：“你帮他去跟班主任请假，他得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陈楠急得跟杨司乐得了绝症似的，箭一般地冲回教学楼，利索地替他把所有事办妥了，包括给岑婉萍打电话。
杨司乐心想，哪儿有那么夸张，顶多是重度流感，喝点冲剂睡两觉，扛过去就能好。
岑婉萍比他重视，带他去庆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挂了专家号，又是查血又是照CT，折腾一下午，最后确诊为神经衰弱、胃痉挛、上呼吸道发炎，伴有低烧症状。
然而不知是进食太少，免疫系统抗议了，还是医院里确实有“病气”这么一说，杨司乐在门诊观察室输了两小时的液，回家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
十七号晚上，他的左后背突然起了一大片带状疱疹，又痛又痒，使他辗转难眠。十八号凌晨，他的体温突破了38℃，且有直奔39℃去的势头。
这时他已经昏昏沉沉，没办法起床独自去医院看病。
岑婉萍早上怎么叫门都没人应，进了屋才发现，她的宝贝儿子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双目紧闭，浑身湿透，嘴唇惨白。她差点儿没被眼前的画面吓出个好歹来，火急火燎地载着他去离家最近的医院挂急诊。
医生的结论是：作息不规律，休息得太少，抵抗力大幅下降，体内潜伏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侵染神经，现在发作了出来。
杨司乐从小到大没得过水痘，整个人被神经痛和深入骨髓的痒，以及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憔悴不堪，毫无生气。
医生给他开了外用的药膏和内服的镇痛片，让他实在捱不住了再酌情吃一粒。最重要的还是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增加抵抗力。
杨司乐这下不用犹豫要不要跟薛老师请假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有十个小时苦于高烧昏睡不醒，剩下几个小时留给吃饭、吃药涂药、上厕所、去医院输液。正常上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难得清醒，或是痛痒得睡不着时总会想到施年，想他生病生了那么多年，是否就是像自己现在这样，难受得平生愤怒。
于是他又不忍心责怪施年了，他体会过一次病情的反复便彻底原谅了施年的所有不对。施年比他以为的更有韧性。
如果年年看见他病成了这样，会对他温柔一点，和他好好说话吗？
年年心那么软，肯定要心疼死了。
病中的渴望极易变成康复的指望，杨司乐一开始这么想，去上海给施年过生日的愿望便越发强烈，不能阻绝。
都说十七岁是最好的年纪，他希望自己可以见证施年十七岁的第一天。
十九号凌晨，他的体温从38.8℃降到了37.9℃，虽然仍旧在发烧，但好歹不会走个路都东摇西晃、天旋地转了。他定了四点半的闹钟，起床偷摸着收拾吉他和二十号一天要内服外用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