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里面有段话特别的有意思。”她开始兴奋地谈论起来。
“有多大的意思？”能撬开她内心的估计也只有书了。
“你等我把那段话拍给你看。”
图片被传来后，我打开仔细看起来。她用铅笔轻浅地勾画出来，我看完第一遍，没看出什么名堂，接着我认真地细读起第二遍。那段话是这样的：
“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要求，取下此人的脑袋，在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的心情是轻快的，因为，在我从事已久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我有时也偶尔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的话，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达到了平衡，并通明透亮，因为我的判断是遵循着某种上天的、不可抗拒的旨意，是出自对这张脸孔的憎恶，在这张脸孔上，我除了看见残忍外，别无任何其他东西。’”
“这是一个检察官在判一个人死刑时说的话。”她随即加了两句话。“卑鄙的高尚。”
我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也没有理解她想表达的意思，问道：“然后呢？”
“然后一个人就死了。”
“只要他是公正的，这就没什么问题吧？”
“只要他是公正的……”
大抵是聊到了深夜，困意席卷而来。我们各自向对方道完晚安，在“晚安”的一阵沉默之后，她突然发来一条消息：下次下雪了记得拍几张照片。
大概一周后吧，前一天开始刮起僵冻刺骨的冷风，温度仿佛刹那间降低了好几度，走在上课下课的路上，只觉得寒风似刀，在没命地吹拂掉我竭力维持住的体温。我将半张脸都缩进我的围巾里，只留下一对眼睛露在外面，头顶幸好有厚重的头发可以御寒。双手双脚冻得知觉全无。看完天气预报后，我向她们通报了可能会有的一场大雪。
然后我收到了一千多公里之外，跨越了半个中国的无盐的微信消息：我来看你！
我以为她是开玩笑的，自然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机场接她。空调吹出的热气使我口干舌燥，我喝下一大口杯子里的凉开水，匆匆穿上御寒的衣服，到了楼下，发现宿舍楼已经关了，我不得不选择用我自己的法子“走”出大楼。再接下来，我选择了在空中奔跑的方式去机场。这是我突发奇想的注意。同时，如果走直线的话，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半空中的风比地面上的风大得多。城市正在熟睡之中，灯光暗淡。当我途径电视塔楼时，我驻足，仰头望着它。随后，我下意识地表演我的“魔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冷风呼啸拉扯着我胸前的围巾，我站在电视台的顶端俯瞰这座匍匐在我脚下的巨兽，一股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恐慌感攫住了我的精神。那寒风，吹拂开我黑如夜色的头发，吹得我掉下眼泪却依旧使劲睁开它们，我的鼻子发凉。
我张开双臂，像是一个表演走钢丝绝技的杂技师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城市的最上空。从这头走到那头，有时还在我的唯一的“城市观众”面前，假装左右摇摆晃荡，摇摇欲坠。
雪，突兀地下了起来。我停下，惊愕地抬头向上看，恍惚之下，丢掉玩性，像个惊慌失措的猎狗嗅着一点气味儿，狼狈地跑向钟无盐。
她坐在机场大厅的座位上，戴着一顶绒线帽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大衣。是她先发现了我。我在东张西望之际，听见一声兴奋的“大饼”喊叫，接着刚转过身来，就见她正迈着笨拙又丑陋的步子向我跑来。她扑进了我的怀抱中，幸好我身体结实了一大截，只向后倒退了一步便稳住身体。
“可是想死我了。你有没有想我啊？”她抬起头来，脸上的笑容像是一条欢迎主人的狗，是那么的热切、欢喜、忠诚和惊奇。
我不会说这类肉麻的情话，便回报她一个发自于内心的欣喜之笑。
“给我暖暖手。”她不等我作出回答，就揣进我的口袋，另一只手仅仅攥住我的手。“啊，你的手好冰啊。脸也是红的，鼻子也是红的。你是跑过来的吗？”
我不置可否。她等了我一个多小时，没有责怪我来晚了。但是我却私自玩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有点愧疚。
“你先就住在附近的宾馆里吧，明天我带你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