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是这么想的，以至于每当有挑粪的农民从身旁走过时，我都会远远地捂鼻避开。确实很臭，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土地养育了我们，但使我们茁壮的却是农家肥啊。”流萤讥讽我的做作，我不以为意。“这也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她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惊愕地感到不可思议。
我原本只想在课堂上开个小差，毕竟我属于少部分人，我时时都在捣我的“糯米”、做我的“糍粑”，也就想着偶尔拒绝吃老师的“陈米饭”，毕竟无论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会感到厌烦的。
此类粗俗的比喻是在乡下生活里偶然得之，我自然不敢将其用到作文中——我还没放肆胆大到拿我的分数冒险，尤其还是用这种低俗的东西作比喻——得了低分，免不了会被嘲笑一番；得了高分，还得另外算上同学们“稀奇古怪”的目光。这两样都让人受不了。
因为我们每年都至少在暑寒假里去祖父家里待上一段时间——以孝顺的名义去看望老人们的身体——而自小我和姐姐就被父母扔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所以在农村里见到了许多后来城里见所未见的东西。当我第一次听奶奶说我就是出生在猪圈旁边的那个牛圈里的时候，我就十分好奇地想去看一看我那神圣的出生地，却被里面臭烘烘的气味儿吓跑了。
大人们总爱拿小孩子开玩笑，似乎他们乐于欣赏小孩子脸上那种天真可爱又好笑的窘迫。我一溜烟跑出屋，他们就在屋子里笑翻了天，那震天响的大笑差点没把屋顶上的瓦片给震下来。我跑去问在地里摘菜的妈妈，母亲用伟大的母爱来反驳奶奶的话。相比来说，我更愿意相信妈妈的话，毕竟妈妈是不会骗自己的小孩的。
但当我听见左邻右舍也这么开玩笑说我是在牛圈里出生，而且在其中还有个村里老迈的接生婆时，我再次对我的出生地感到了怀疑。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谁在说谎？我希望我能像柯南那么聪明地解开这个谜题。但它一直悬而未决。
长大成少年后，回到城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便更倾向于相信母亲了。这不仅仅因为我与母亲之间的爱，更多的原因，想必是我厌恶那个臭烘烘、不干净的牛圈。我变成了一个爱干净的少年，我知道了爱干净的好处，就对它上了瘾。
往后每次提到回老家，我都会尽量用作业来拖延时间，拖不了的话就等到了老家，变成催促时间的计策，同样我拿出要学习的理由来——老家没法学习，桌子上都是坑坑洼洼，我写得字会像一条条蚯蚓的。孝顺的爸爸总是没好气的怒斥我写的字本来就像蚯蚓，简直就是惨不忍睹。我知道蚯蚓长什么样，我在经常倒泔水的那条沟土里见到过。那种虫子很脏，我拒绝去捉，即使是在钓鱼的时候，也是爸爸帮我将这些小虫儿勾在鱼钩上的。
我已经见够了农村里的新鲜玩意儿，不想再去见识了。它们虽然开拓了我的想象，但给我带来尽是些奇怪的想法。我总是这么固执地认为。
姐姐很喜欢安静祥和的农村生活。她说她是一名浪漫主义者，像李白，一生放荡不羁。我讽刺她只有思想上的浪漫，行为上却处处受限。姐姐不以为然，只是像一名村妇穿梭在田间地里，不为劳作，只为“浪漫”地行走，即使是开花的玉米穗掉落在脖颈里很难受，她也没有一句怨言。
那时候她才初三，是一位天真浪漫的女孩儿，也是名无知无畏的思想者。暑假里，她喜欢在晚霞布满西边那片天的时候，去一条乡间土路上悠闲自得地散步，走到村边的那条小溪里卷起裤子去泡脚，还会在石头缝里捉淡水虾，或者小螃蟹。我还只是个鼻涕流下来只知道用手擦的调皮小男孩，捡一满兜的石子，拉长弹弓去打鸟。我亲眼看见一只鸟儿，在姐姐散步的美丽黄昏之下，从啾鸣的枝头一头栽下来，摔在土地上。又打下了一只鸟儿，我高兴地跑去找它，随后，那只小小的、可怜的家伙在我满心欢喜的眼里闭上了薄薄的眼皮，躺在我大大的小手掌里。殷红的血从伤口处流出来，打湿了它肚子上漂亮的绒毛，淌过我的手掌心。我抱怨它死得太快，将它的尸体扔在了枯烂的树叶上面，然后开始重新寻找下一个目标。
姐姐见到，说我太残忍，杀害了一条生命。可她却不为它流一滴眼泪，不为它造个坟立个冢，只是同情心泛滥。同样，她在腊月二十九的那天，都不看大人们是如何杀一条猪的，当听到划破苍天的惨叫结束后，才来凑个喜庆的热闹。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残忍，也不懂得同情的含义，眼睛也不眨地盯着杀猪匠将刀捅进肥猪肿胀的脖子里，然后它使劲地挣扎，然而没有用处，三四个男人同样在使劲地按着。流出来的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红，不过飚得很远，我离它四五步远，鞋子上也被沾上了喜庆的液体。我看着杀猪匠抽出刀，然后扳着大猪头的下巴，让那道被刀捅开的伤口开得很大，血能尽快流完。我见过最神奇的事情就是那头猪被砍成了十几块，它的肉竟然还能轻微地颤动，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