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有时候会在我面前提起到外公外婆，她再精妙的语言也让我想象不出来他们的容貌，更别说唤起我对他们的情感了。
吃早饭的当儿，几家邻居也都端着白瓷碗，里面几个白胖胖的汤圆坐在屋檐下拿筷喝汤，开始谈起新的一年里的第一场闲话来。
流萤喜欢听这些农民聊天，十分欢喜，总是端起碗跑到两家的中央地带，准备听着每一句闲话。我总是找不到其中的兴趣所在。
农村里的小孩子欢乐多，买了擦炮到处扔，也不用担心五花八门的限制，有时候一个没注意就会被突然的巨响吓一大跳，碍于新年第一天，大人们都不会打骂这些调皮的孩童，或是吓到了前来游蹿的客人，才会轻声呵斥着他们去别处炸。
在他们漂亮的新衣服里还装满了各家给的瓜子、花生和糖果，几个人聚在一起，随时随地都可以嗑瓜子、吃花生、嚼糖果，可以不用讲究“街道卫生”、“文明形象”。在城市里，“卫生”的确是一件麻烦事儿，它与崇高的道德不休不止。
我看着那几个新年第一天才穿上新衣服，却沾上了赃物的小孩子，瞧着他们满村的跑来跑去快得像一阵春风，他们大声的喊叫、欢快的嬉闹，让我发出了笑。口袋里被邻居装满的瓜子花生糖果，走路时在沉甸甸地晃动，当我磕掉一把瓜子，发现我的嘴唇变黑了后，就没多少心思吃这些小玩意儿了，将它们全都掏出来，放进盘子里，只留下几颗我喜欢吃的糖果。姐姐很享受这种安逸闲适的春节，她俨然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喜欢钻进成年人的圈子里，坐在板凳上，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着成年人们之间的闲谈话语，偶尔还会插上几句话，开心地不顾形象大笑。
在男人们的牌桌上，我会看到一两个熟悉的面孔。几年前我们曾一起拉长弹弓射鸟儿，就像弯弓射大雕那般壮志豪情，在村子这片战场英勇的“争夺天下”。他们正值青春的脸庞上竟然有着少许沧桑的痕迹，手掌也变得粗糙不堪，茧生其中；他们喝啤酒、饮白酒，他们打牌抽烟染头发；他们才十六七岁，他们辍学了；他们再过一两年就会带着媳妇儿、抱着孩子，肩上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
不可避免之时，我会和小时候的玩伴之间会有视线的碰触，但都很快地识趣地错开了。谁也没有提起第一句话来。我找不到话题与他们站在屋檐下土坝上聊一聊、谈一谈，我不可能提起我的三角函数、力学算式、化学方程式、脱氧核糖核苷酸或者唐诗宋词、各种语态时态，而他们会一边抽烟，一边谈起我不感兴趣的打工生活、泡妞技巧、打架斗殴之事。
我和他们有什么好聊的。
诚恳地讲，我心中是看不起他们的。他们是一群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只配说粗话干粗话的一些粗人。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他们成功地给我种下了蔑视“这类人”的种子，但他们自己也属于“这类人”。
尤其是当其中一两个青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侵犯的目光停留在我姐姐身上而口里冒出一些不堪入耳的浑话、脸上展露出丑陋又猥亵的笑容时，我更加厌恶他们。
如此败类不配与我说话，更不配让我用正眼去瞧他们。
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这是我的高傲，或许。
我已经十六岁了！长大了。
3
继日而来的大年初二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去了妈妈的老家。
母亲的老家隔着几个村子远，在铺满碎石子的窄小土路上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带着鞭炮、纸钱等一些祭祀物品，颠簸不休、摇摇晃晃让屁股遭了一次罪。父亲将车停在了路边，然后我们徒步走了一段不太好走的山路，寻到了藏在荒地干枯深草里的两座坟墓。
到了近前，妈妈惊讶地发现，两座坟前竟然炸过鞭炮、烧过纸钱的痕迹。看样子，像是几天前刚祭祀过的。母亲已经五六年没有来看望两位老人了，她不知道还有谁会来这么个荒草丛生的野地里为逝去的亲人祭祀。
“兴许是哪个邻居呢。”爸爸在坟前插了三支大拇指粗的深红蜡香，又点燃了一把细香。
“谁会好心到来给一个邻居破费，用真钱换冥纸。”母亲以一种饱含人情世故的口吻说。
香烛上的细小火点像是夜空里的星星，明灭不定之中，袅袅青烟腾空而上，还没行进一寸半尺就消散在其中，离得近了，还能嗅到特殊的香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