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会儿，苹如突发奇想：“文隆，你有没有试过光着脚在沙滩上走啊？”
苹如第一次称呼他文隆，近卫文隆受宠若惊，他笑着摇头：“没有。”
“来一起嘛。”
苹如脱下鞋子，一边手提着，扯扯近卫文隆的胳膊：“来嘛。”
近卫文隆笑着应了，踩掉脚下的鞋子，拉着苹如蹑手蹑脚行走在沙滩上，欢声笑语不休地回荡在河岸。
有了这个任务，陈宝骅跟苹如的联系也多了起来。
时不时问问苹如任务进展如何，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搁着以前，陈宝骅还真懒待主动联系苹如。
其实这个任务派到苹如身上，主要因为还是去年八月和十二月苹如两次急电给重庆报告汪精卫叛国的消息。
虽然这个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直到汪精卫发出艳电，重庆政府终于意识到苹如的价值所在，开始视苹如为掌上明珠。
也正是这突如其来的重视态度，使得苹如不得不将婚期延迟。
收到苹如回信的汉勋，再一次给苹如写信，问苹如那件重要到比他们结婚还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
苹如的回信是：如果我同你说，你一定也会认为它很重要。只是兹事体大，我没有办法同你说。
近二十几日的相处，暧昧之余，苹如常常有意跟近卫文隆聊到中日战争，试图引导近卫文隆认识到这场战争的罪恶。听到近卫文隆毫无顾忌地提到了自己对于中日战争的厌恶，苹如带近卫文隆去了南市，法籍神父饶家驹创办的一处难民营。
这里，是中国伤兵难民的聚集地。
苹如看着难民营里贫苦少食的伤兵难民，对近卫文隆道：“文隆，你看那些难民疼痛难挨的神情，你听他们痛苦呻*吟的声音，不只在中国，我想贵国也不会比中国的情况好多少。”
近卫文隆不知不觉受到感染，他道：“我曾经在父亲身边做过秘书，所了解到的，更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数字。真正来到中国，才发现什么叫做水深火热，断壁残垣。”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难民营了，可每过来一次，就被深深刺痛一次，苹如紧紧攥起拳头：“这些，都是战争的恶果。军国主义作祟，却要百姓来承担恶果。这太不公平。”
前所未有的，近卫文隆颤着声音道：“战争，应该停止的。”
终于等到这一句深刻的觉悟，苹如趁热打铁：“文隆，我热切希望你可以赴重庆跟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谈谈。至于汪精卫，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承认他的政权。我们中国人民，可以接受国民政府的谈判结果，可以接受共*党的谈判结果，唯独汪精卫，他什么都不是。他所签的那些条约，卖不了国，他卖掉的只是他自己。我想，你们国家应该不需要一个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异国人。如果贵国要按与汪精卫签订的条条框框行事，那么贵国将会体验到中国四万万同胞奋起反抗的压力，不会有好结果的。”
近卫文隆深有同感：“我本来就是奉父亲之命来中国寻找接触重庆政府的渠道的。我先去请示父亲，得了父亲同意的消息，我再去。”
苹如建议道：“其实你可以先去重庆跟蒋委员长大致谈谈，不必确定结果，然后再向你父亲报告。毕竟中国的伤兵难民，没有太多时间去等待。”
近卫文隆答应了，他又问：“好，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联系到重庆政府，约蒋委员长进行会谈呢？”
苹如半真半假道：“我有一位同学跟重庆政府有联系，明天我去问问他，之后有了消息再跟你说。”
跟近卫文隆交涉好分手后，苹如只身去了新生命书局，跟陈宝骅报告任务已经完成一半，近卫文隆已经答应要去重庆跟蒋委员长谈话了。
苹如问陈宝骅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
陈宝骅表示需要电告重庆政府，而后听从政府决断。
四月八日，依上面指示，苹如将近卫文隆带到了亚尔培路一个名叫高博恩的人家中，高博恩自称是轮船老板，可以带近卫文隆到重庆，等到重庆方面接受通知，安排好一切，就送近卫文隆到重庆。
最后，高博恩让近卫文隆回去静候，一旦有消息就电话通知近卫文隆。
在重庆方面作出安排之前，苹如一直与近卫文隆保持联系，以防近卫文隆被别的组织党派的人截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