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祠前挂着的铃已经响起了第一趟，“滴滴——”的尖锐声响彻村里的每一个角落。常生用筷子把碗里散落的米粒刮起，慌忙的吃完了最后一口，走出家门的时候冷不丁的打了个嗝。他偏过头看了看左手边老太太的土屋，白色的墙底上斑斑驳驳的黑点，屋顶上的瓦块一块一块的碎开，正中间两扇黑色木门上悬着的狮子挂锁，也已经锈迹斑斑。今日的门锁着，常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此时，铃响起了第二趟，常生迈开腿向地里跑去，没有回头。
老太太死了。常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他正跟村里的一些老汉一起修路，夜色已经很深，吹过的风让出过汗的身体感觉到凉意，常生负责搅拌水泥，他用铁锹不断把水泥灰和水搅拌在一起，队里来人急急忙忙宣布这件事时，常生的铁锹突然掉在地上，泥洒了一地。
手电昏黄的光照出常生错愕的脸。大家早已议论开来。老太太的死有过许多先兆。这几个月来，老太太的□□已经遍布村里的各个角落，她平日里不曾出去见人，但近来逢人便谈起自己的病痛，先是头，后是腰，再是腿，处处不显着将死之人的病态。常生最后一次见到老太太，是几天前的雨夜，他上完工打算走进家门，却看见老太太坐在土屋门口直溜溜的盯着他，像雨夜一样瘆人的寒意。他走进了她的家门。屋外的杂草已经很茂密，长得高的够得过雨靴，在裸露的皮肤上打出一条条印迹，在心窝挠痒般的不自在。
“到处都是霉气。”她让他搬个木凳坐在面前，眼睛依旧直视前方。
“雨下得大。”常生说。他曲着腿坐在凳子上，透过侧门看着她屋里零零散散摆着的坛子，里面浸着被碾碎的芋头茎叶。
她没有听他说话，布满褶皱的脸抖了一下，像痉挛似的。“到处都是人，他们来了，又走了，来的时候空着手，走的时候手可没闲着。你听那车，轰轰隆隆，打雷似的。什么都没啦，老头子、杏春、素凤、建青……一下全没了，我马上也没了。”
建青是常生父亲的名字。他的记忆跟随着老太太的话，飘向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是芋头陇翻天覆地的一年，很多人死了，死了的人被抹去了，很多人活着，活着的人忘记了。
在那段很长的时间内，芋头再也没有那样疯长过，地里的水一点一点干枯，直到黏土变成碎块。山上的树也奄奄一息，无精打采的耷拉着。田里的作物换了几次，从水稻到麦子，都没什么收成，也听不见卡车“哄哄”进入村里的声音，只有一个又一个大字鲜红地写在了每家每户的外墙上。
没有锅，连只铁碗都没有，每个人端着瓷碗在村里的场院上排着队，开始进入碗里的除了米饭还有一些零碎的肉，后来就只剩稀稀松松的几粒米。
所有的芋头和泡菜堆在村里的仓库里，很久没有响起过“噔噔”的砧板声，取而代之的是锄头敲在地上的“咚咚”声，孩子们也没有力气再漫山遍野的跑，他们有时候比大人还要忙，除了上山捡柴火，还要赶在中午吃饭前割一笼猪笼草。
一切都翻天覆地。有人在一夜之间来到这个村子，也有人一夜之间离开。山上的树被大量的砍掉，地里的芋头也被挖掉，养不活的水稻和麦子被扔在田里烧掉，有一段时间，似乎连整个村子都冒着黑烟。场院旁边用来关押临时犯人的地方总有人忧心忡忡的进进出出，有时候一天能看见十几副面孔。
村里来了很多的年轻面孔，这对从来没有出去过的大多数芋头陇人本来是新鲜的，可是谁也不去谈这事，整个村子似乎都哑巴起来，再没有人愿意谈论点什么事，也没有人好奇什么事，大家走在路上草草打个招呼，就回家把门关上，连呼吸声也不愿露出来一点。
那场运动在祖祠前的场院上掀起高潮，那些被关押起来的犯人被绑到临时竖起的一根根木棍上，一排一排，整整齐齐。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罪，不过有罪，那便是有罪了。
场下有人大声疾呼，所有人便跟着疾呼，群情激愤。场上都是人，被绑着，跪着。场下也都是人，喊着，站着，血脉相连。常生看见父亲跪在场上，膝盖与黄土交叠的地方渗出血迹，显在浅蓝色的长裤上。他的头发白了许多，黝黑的脸上一条条皱纹好似刀刻，他不见父亲已经许久，那样的苍老使他心悸。
当第一声锣在正午时分被敲响的时候，常生被挤出了人群，耳边嘈杂的人声和敲锣响起的“咚锵”声造成一阵阵耳鸣，那天太阳高悬，光亮得眩目，向远望是明明白白的青山绿瓦，但近处却模糊得看不真切。只见一片片血，在阳光下红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