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 ——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 —— 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 要他当小 队长， 他坚 决不肯， 因为他 觉得板 着脸管人 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
陈言回国后，他的爸妈曾经十分后悔当初不肯牺牲工作去陪读，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独自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简直是把一只饿疯了的羊赶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毫无生活规律可言，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度过，七年后他回来，胃溃疡已经很严重了。
接风宴后我送陈言回家。他爸爸的司机在楼下等着。怕他醉后手脚乱动，我把他安置在后面的座位上，自己坐在副驾上。刚刚系上安全带， 他就在身后胡乱喊着：“过来！”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含混地说。 “什么？”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大喊。司机吓得立刻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别管他，快走。”我头痛欲裂，只想快点儿把他交到他妈妈手上，回家好好睡一觉。 他还在说着什么，后来也听不清楚了。车停在他家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睡得很沉。 我和司机大叔把一米八八的陈言弄进门，他的卧室在楼上，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了。把他在楼下的卧房里安顿下来，我也一头栽倒了。 我想跟司机说扶我起来，送我回家，可是嘴唇白白翕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一阵天旋地转后，我睡了过去。
醒来只觉得太阳穴上像有小锤子在凿，膝盖像被烈火烧过一样又麻又软，喉咙里干渴得冒烟。尽管依然想睡，这样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我强撑起来下床找水。
一推开房间的门，就看到陈言的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茶。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茶”字，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捧着茶海就喝， 喝到元神归位，才规规矩矩地说，“阿姨好。”
尽管刚到9月，天气还热，陈言的妈妈披着一件橙色羊绒披肩，看上去既光彩照人又虚弱不堪。
她曾经是个真正的美人，80年代的电影演员，美得像从老挂历上走下来的人。我小时候曾经这样赞美她，她笑着说：“我拍过挂历呀。”
她给我看保存了二十年的挂历，纸张上贴着膜，因此丝毫没有泛黄的痕迹，但那烫得高高的刘海和毫不矜持的笑容完全是80年代的。照片上她穿着高叉泳衣，双腿修长，脸颊饱满，和眼前瘦弱的贵妇判若两人。
那时候她还未婚，刚刚从表演系毕业分配到电影制片厂，野心满满， 一心要做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也许是时运不济，也许是演技不如人 —— 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所以无法下结论 ——总之她昙花一现。年龄过了二十五岁，走红已经没有希望，她嫁人生子，大概过了两年太平日子， 然后轰轰烈烈地闹离婚，一闹就是二十年。
付师傅
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姓付，粤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 能一手做桂花炒瑶柱一手做宫保鸡丁，长了广东胃的我爸妈和长了北京胃的我对他都很满意。我家搬到广州后，付师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妈妈一方面决意生活得低调节俭些，另一方面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于是我爸爸推荐他去了一家高级餐厅。他手艺好，人又聪明，很快有了些名气，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担任烹饪比赛的评委。 付师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是我妈妈帮她解决的户口，付师傅一家人视我父母如恩人，大学四年里每次我在家里开party，他都亲自来掌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