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普利先生，旅居意大利的小康美国青年，”《今日周刊》表示，“目前正住在威尼斯一座俯瞰圣马可广场的皇宫。”最让汤姆开心的就是这一段文字。他将这一段报导剪下来。
汤姆以前从未想过他的住处是“皇宫”，但它当然是意大利人所谓的皇宫——一栋屋龄超过两百年的两层楼房，设计传统古老，大门正对大运河，只能搭乘轻舟才到得了，宽广的石阶直下水面，铁门需要一把八英寸长的钥匙才能开启，此外，铁门之后的房间也配了把大钥匙。汤姆通常使用位于圣史毕迪安小径上的“后门”，除非他想以轻舟载宾客到他家让宾客赞叹时，才走正门。后门——本身十四英尺高，像是阻隔房子与大街的一道石墙——通往一座荒废却仍绿意盎然的花园，花园里有两株交相纠结的橄榄树，与一个由古老的男童探身塑像捧着一个宽浅的盆子而做成的鸟浴池。这正是威尼斯皇宫的花园，有些破旧，需要整修却无人整修，但美丽依旧，因为它二百多年来一直如此美丽。房子内部是汤姆理想中的单身贵族之家，至少在威尼斯应该是如此：楼下黑白交错、棋盘式的大理石地板由通道延伸至每个房间，楼上铺的则是粉白的大理石地板，家具根本不像家具，而是黑管、萧与中提琴合奏出来的音乐化身。他有仆人，安娜与伍戈，一对以前曾为一名旅居威尼斯的美国人工作过的年轻意大利夫妇，所以他们知道血腥玛丽和冰奶油薄荷酒之间的差别。他们会将雕花的壁橱、柜子与椅子擦拭得晶晶亮亮，让这些家具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栩栩如生，随着经过的人移动。屋内惟一有点现代感的是卧室，汤姆的卧室有一张大床，宽度超过长度。汤姆在卧室挂了一连串他从古董店找来的一五四○至一八八○年左右的那不勒斯风景画。他花了一个多星期心无旁骛地装饰屋子。
现在他对自己的品味充满自信，他在罗马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罗马那间屋子也未曾激发他，现在他各方面都自信多了。
他的自信甚至促使他以一种冷静、亲昵且低声下气的口气写信给朵蒂姑妈，他以前从来不想用或根本用不来这种语调。他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她一向健康得很)，问候她在波士顿那一小撮尖酸刻薄的朋友，并向她解说他喜欢欧洲的原因，而且打算在欧洲住一阵子。他解说得如此动人，于是情不自禁地抄下这段文字放进书桌里。这封信是某天早上他吃过早餐，穿着在威尼斯定做的新丝质睡袍坐在卧室，一边盯着窗外的大运河及对岸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一边写成的。写完信后他喝了些咖啡，接着用狄奇的赫姆斯牌打字机打狄奇的遗嘱，将狄奇的收入与他在各家银行的存款遗赠给他，并在遗嘱上签了赫伯特·理查·葛林里二世的签名。
汤姆认为不加上见证人比较妥当，以免银行或葛林里先生届时坚持要知道见证人的真面目，虽然汤姆曾考虑捏造一个意大利人名，假装是狄奇在罗马时找来见证遗嘱的人。他想，他不得以一份未经见证的遗嘱做赌注，但狄奇的打字机急需修理，打出来的字体看起来像是一眼便能认出的特殊笔迹，而且他听说亲笔写的遗嘱不需见证人。不过签名倒是完美，和狄奇护照上细长、龙飞凤舞的签名一模一样。签遗嘱之前，汤姆练习了半个钟头，稍微歇手，随即签在一张小纸片上，再签遗嘱，迅速一举成功。他欢迎任何人来挑战证明遗嘱上的签名非狄奇的亲笔签名。汤姆放了张信封在打字机上，打上“敬启者”几个字，并备注今年六月方能拆阅。他将信封塞进旅行箱的边袋内，仿佛他将它搁在那里已有一段时间，而且搬进这栋房子时也懒得把它拿出来。然后他提着这台赫姆斯打字机走下楼，连盒子带机身将它丢进一条窄得容不下船的运河小支流，这条小支流从他的正面屋角流向花园围墙。他很高兴能丢掉这台打字机，虽然截至目前为止，他一直不想与它分开。他想，他一定是潜意识里知道他会写这封遗嘱或其他十分重要的文件，所以才一直保留这台打字机。
汤姆以身为狄奇与佛雷迪二人的朋友该有的关心程度，来看意大利报纸与巴黎版《前锋论坛报》上葛林里与迈尔斯案的相关报导。报纸三月底表示狄奇可能已死，可能遭模仿他签名而获利的同一人或一群人谋杀。罗马一家报纸表示，那不勒斯一名专家认为，从巴勒摩发出那封陈述没有假签名事实的信件上的签名，也是假的。然而，其他报纸并未持相同论调。某位警界人士——不是罗维里尼——认为犯人或犯人们或葛林里很“亲密”，所以才能将银行的信件弄到手，并进一步大胆回信。